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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群众专政”，是由中共县委以下各级党政机关和武装部的领导人会同以干部、工人和农村基层民兵为骨干的右派造反派“红联”联合组织实施的。其实施模式是：谎言——命令——虐杀！
⑴、召开动员大会。8月8日下午，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县各区紧急会议上，他用毛式谎言炮制法炮制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谎言。他说：“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这是大屠杀的先声：舆论准备的动员大会。
⑵、层层动员，层层部署。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毛的“群众”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杀人冠军”。蚣坝区敢于大规模杀人，主要原因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动员，层层部署：区委先召开由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和会计参加的核心成员碰头会，进行动员和部署，接着，召开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部署，然后再由各个公社召开各个大队负责干部会议，贯彻执行。
⑶、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8月22日，小甲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己已落后于形势，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正当县里召开会议讨论停止杀人问题时，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闻风组织了一次大砍大杀。他率领120名民兵，三天突击杀了569人，成了道县快速杀人之最。
⑷、向下摊派杀人指标。在兴桥公社坐镇的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下令民兵杀“阶级敌人”杨贵清。8月22日晚，将杨押送到上关河边时，被民兵杨飞吉从背后砍了一马刀，抛尸潇水河中。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求部长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第二天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会议，部署杀人。
⑸、现场大会制作杀人样板。8月22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虎子坪生产队作杀“阶级敌人”的动员报告。参加大会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等一千多人。大会场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周永记依照部署作动员报告：“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现在，毛主席把专政权力交给了我们贫下中农，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接着，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押来批斗批斗，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还没有还过神来，头颅被一刀砍掉，鲜血四溅，喷洒到碧绿的稻禾上。杀人样板就这样被毛的“群众”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出来。于是，各大队纷纷效法。
⑹、“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人。最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是，在8月23日的鞭炮声中，相当于省级“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宣布正式成立。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白底红字的“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招牌，也堂堂正正地挂在公社大院的门口。“高级法院”成立后，迅即开庭审讯了13个人，判处８人死刑。然而，几天后，公社下属的各大队，都纷纷成立了相当于中央级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那些“最高法院”自动拥有杀人的最高权力，并接二连三地判处了数十人死刑，从而使这个代表公社的“高级法院”名字上成了下级。于是乎，这个牌子没挂几天的“高级法院”，不得不灰不溜丢地摘牌收场。
⑺、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的六条。人们不禁要问：道县县委领导熊炳恩明明说“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为什么公社一级政府杀人即不请示也不上报而肆意屠杀呢？这是中共长期形成的赤文化决定的。毛泽东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即能反左也能反右，关键是要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学会了这一套，他们也要求下级领会他们讲的“精神实质”。在反复说教中，公社领导干部终于也领会到熊书记讲活的“精神实质”：“发动群众专政”。因此，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屠杀中，道县县委没有人出来制止屠杀，熊书记也许还在为有这么多下级能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暗自高兴呢。
相对“诚实”一点的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他们的《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文件最具代表性。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1967年8月29日起到10月25日57天里，共杀了898人。当时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为了“制止”滥杀，他们在9月下发过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文件中说：“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当然文件中也有“制止”的规定。其中最明确的规定是：“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他们在制止杀人还是鼓励杀人？文件说“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这种反咬一口的伎俩，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准备“横扫”知识分子为牛鬼蛇神时说：“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知识分子）先挑起斗争。”
应当肯定的是，在“专政是群众专政”和“革命是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下，江华瑶族自治县敢于以文件形式公开说毛的“群众”杀人的“大方向是对的”，远比装聋作哑、作壁上观和掩盖屠杀恶行的中共省、市、地级当权派和道县县委“诚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