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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屠杀模式选择
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最高指示”下，毛的“群众”——道县的基层党员干部，创造了许多集体大屠杀模式。以下四种具有代表性：
⑴、洞口屠杀“大老虎”
8月26日早晨，21名被五花大绑着被称为“大老虎”的青壮年汉子，汇集在通往山里的三叉道口，旁边站着数十名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蚣坝公社河滩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两遍，然后下令往山里押送。这是大队党支部周书记根据公社“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的部署，所采取的一次革命行动。
投错娘胎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们，由于十八年来已过惯了没有做人权利的屈辱生活，对五花大绑也习已为常了。他们对管教他们的大队、公社乃至县里的干部，再熟悉不过了：这些毛的“群众”，许多人都是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少人是心狠手辣的地痞、无赖、混混甚至流氓，在土改和而后的合作化、大跃进、四清等运动中，这些人大都变成了大小干部，因而，在这些干部面前，他们只有点头哈腰，恭顺谨饬、唯命是从的权利。而今，他们不知道他们将被押送到那里，更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走着，走着，他们已预感到有些不妙，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落，依依不舍之情出现在他们的脸上。那里有他们年迈的父母，有他们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里有他们贫困中的温馨，有受屈辱时的安抚……总之，那里有他们理不清的思念，有他们割不掉的牵挂，但他们只能在这条任人宰割的路上走着，自由地想着。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投错了娘胎，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屠场设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他们被押到洞口，每个人都被两三个民兵挾住，动弹不得。他们知道大事不好。只见何兴盛对着他们大声宣布：“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你们死刑，立即执行！”他们在十多年的肆意蹂躏下，已经麻木了，在死刑判决面前，他们认命了。有人回忆道：“面对死刑，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出人意料地平静。”
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推到洞口边，或用马刀砍死，或用梭标刺死，或用棍棒打死，或用锄头锄死，然后被推入洞里。没有人哭，没有人叫，唯一一声惨叫，是一个被打昏的人堕入洞底时发出的。
工作认真负责的何主任，在细心观察洞底的情况时发现，有人没死，还在呻吟。他决定要民兵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后扔到洞底薰烧。由于他还不放心，便打发人回村里，拿来了一包炸药，点燃导火索后，抛入洞里。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往日的寂静。共产党员何兴盛，在胜利完成这一次“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后，紧张的心情并没放松下来，因为还有三十多个“小老虎”等着处理。
⑵、船上沉溺“小老虎”
还是这个河滩大队，还是这些共产党员，当完成了“搞掉”“大老虎”后，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摆在他们的面前：其一是，“大老虎”除掉了，还留下三十多个老的老、小的小的“小老虎”，谁来养活他们？这对于终日以“瓜菜代（粮）”为生的贫困的河滩大队来说，未始不是一个牵动利益的大问题；其二，“小老虎”长大要报仇怎么办？对此，一个毛的“群众”理直气壮地提出：“索性斩草除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主任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中共党员，他知道公社领导部署杀人时，没有说过要“一窝端”，尽管有“群众”要求这么干，他也赞成这么干。他本能地拿起电话，请示公社领导。区委秘书回答说：“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秘书的回答，使他不知如何是好。杀“小老虎”符不符合政策，他一时也吃不准。但他坚信，这几天他们的革命行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的阶级路线，符合毛主席“对敌人要狠”的“伟大教导”。回想起土改时的幼稚，他悔恨不已。那时，那些大打出手、大搞“村村见血”的同龄人，一个个都升迁到公社、到县里甚至到省里当干部去了，而他呢，因受孔老二的毒太深，下不了手，当时也不知道有“对敌人要狠”的“伟大教导”，犯了右倾错误，因而多年都在小队、大队干部中徘徊。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他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现在，毛主席把生杀的专政大权交给了贫下中农，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他决心要在这次处决“阶级敌人”的革命中，先拔头筹，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怀疑秘书的回答；他要直接请示公社领导。电话又接通了，那边传来了公社书记叶成虎洪亮而铿锵的回答：“全部杀掉！”
何兴盛兴奋得跳了起来。他很快同大队党支部周书记决定了“行动计划”，并及时向各生产队(小队)部署了晚上的革命行动。
太阳快要落山了，潇水在静静地流着，在夕阳的映射下，河水彤红如血。早上杀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死难者的亲人们在哭泣；看见村内村外立林的岗哨，老人们已经知道，中共已经对他们撒下了天罗地网，使他们有理无处诉，插翅难以飞，他们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土改前，地主分子张秀姣同她那个不苟言笑平时不愿意说话的丈夫一样，以积德行善称道于乡里。土改时，分他们的房产土地，她不敢有任何怨言，因而，在“村村见血”的魔难中，她和丈夫躲过了一劫。土改后，她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勤快，不争不怨，把邻里、干部关系处理得很好，为人称道；丈夫虽然不爱说话，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谅解。当他俩听说到处都在杀四类分子和子弟时，她和丈夫已预感到在劫难逃了。
敲门声，打断了思虑，中止了哭泣，难属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上集中。一个形容枯槁的生病老人问道：“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带到那里去？”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一句话使晒谷坪骚动起来，小孩在哭，老人在呼叫……他们都已变成了死囚。双方力量太悬殊了，很快在虎视眈眈的民兵驱赶下，死囚们跌跌撞撞来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在那里，身强力壮的民兵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像老鹰叼小鸡那样，把死囚们捆得结结实实，外吊一块大石头，然后把他们架到船上。当船划到潇水中心时，张秀姣那个不苟言笑的丈夫，突然冲着何兴盛大喊道：“我们犯了什么罪？”
何兴盛面对这些老老少少的死囚，其中不少与他还沾点亲，带点故的，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但一想到革命，一想到“伟大领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谆谆教导，革命便战胜了亲情。他干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说罢下令执行。
几分钟后，31名死囚被推入河中溺斃！其中，老的74岁，小的只有56天！
潇水河水静静的流淌着，时而发出悼念逝者的呜咽哀鸣；清晨，公社的高音喇叭又尖叫起来，播放起激励人们去拼杀的战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⑶、土窖吞噬六十二
从8月13日杀朱勉开刀祭屠和15日杀钟佩英一家开禁灭门起，诛杀四类分子和子女风暴，迅猛地刮向道县各地。到8月25日，跃进大队却不见动静。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说他们右倾，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是一个争胜好强的干部，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和“四清”运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干部，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经验告诉他，要当一个优秀的出人头地的支部书记，必须紧跟党、紧跟形势，而紧跟党和形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紧跟上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现在，上级党组织号召杀“阶级敌人”，他能不紧跟吗？看见其他大队都在大砍大杀，他的手早已痒痒了；怎奈，他在大队里遇到些麻烦。全大队四类分子和子女有64个，占全队人口近10%，他们与大、小队的干部、党员、团员，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和朋友关系，而其中，还有他的远房亲戚。当屠杀风刮到跃进大队时，许多贫下中农来找他说情，有的人甚至公然批评说，杀四类分子和子女不符合党的政策。在杀不杀、紧跟不紧跟的问题上，他的确有些犹豫不决，被戴上“右倾”帽子，不算冤枉。但在李部长批评后，他幡然悔悟，决定用陈永贵“大批促大干”的办法来解决杀不杀的问题。
8月25日晚上，即遭公社李部长严厉批评的当天晚上，在副支部书记左隆交的有力支持下，何书记在召开了支委会后，便连夜召开党支部紧急扩大会议，扩大所有党员、团员和各生产队干部参加。会上，何书记在念了几段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后，严厉地批评了要亲情不要党性的说情风，尖锐地判定“杀四类分子和子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批评是反革命言论，并以极其强硬的口吻宣布：“你要是革命，就站到党支部这边，你要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站四类分子那边。”“大批”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些说情者和批评者，立刻蔫不溜湫地低下了头。与会者很快便“统一”了思想，并根据党支部制定的“解决方案”，接受了规定的任务。
一切都按“方案”顺利进行。26日上午９点多，64名五花大绑着的四类分子及子女，被以何方前为首中共干部、党团员和民兵们，用武力押赴到石头山水库尾端的坪上。半途，两个有病的老人走不动了，何书记下令就地处决。两声鸟铳响后，老人倒地，抛尸河中。坪上三口昨晚连夜挖成的地窖，一字儿排在那里。在窖口前，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何光美、左南方等６2人死刑，立即执行！在一片哭喊叫骂声中，62人悉数被推入窖里，接着按“方案”点燃浇上煤油的稻草，投入窖里薰烧。少许，当听不到哭喊叫骂和咳喘声后，按“方案”把地窖填平封死，上面覆盖上一层地表土！
跃进大队在党支部的率领下，把大屠杀做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这个后来居上大队，来了一次大跃进，放了一颗大卫星，从没有名次的落后者，一下跃进成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当何方前用电话向公社请功时，传来了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的赞美声：“哇！好家伙，这么多，你真了不起！”遗憾的是，他无权向何方前颁发“杀人大跃进”勋章，也没法鼓励何方前再放了一颗“杀人大卫星”。
⑷、“土飞机”炸飞一十二
8月30日，小甲公社全社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却迟迟不见行动。其原因人们都很清楚：这个大队里的几个四类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很听话，表现很好；“雷公不打笑脸人”呀，小甲大队的干部咋下得去手？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见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勃然变色。在严厉批评他们“右倾”、对敌人“温情”之后，气呼呼地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当小甲大队的12个四类分子和子女，正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领导人时，飞祸天降：基干民兵将他们五花大绑起来，并用一根绳索将他们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然后点燃导火索，把他们12个人炸得血肉横飞。一位老人回忆当年的惨状时，周身寒战。他说，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像雨点一样砸落了下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有几个炸掉了屁股，没有死的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拥而上，用锄头、马刀结束了他们的痛苦。对此，刽子手们谑而虐之说：“请他们坐了‘土飞机’！”
在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最高指示”下，道县基层党员干部所创造的这些集体屠杀模式，令人发指。但一位知名史学家却说：“文革是全民犯罪！”我们质问史家：被溺毙的56天婴儿犯的是什么罪？还有一位知名教授，他经过多年研究后，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和“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显然，他在为中共中央辩护。试问教授：中国人被“解放”十八年了，唱《东方红》也唱了十八个年头了，在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央政府”怎么可能会“无力”？“国家权力”怎么还会“失灵”？你的“结论”能令人信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