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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题外话星空
⑴、正义的闪光
当道县“黑八月”的恐怖正在向四周扩散的时候，当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市县到处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候，当五类分子和子女们被红色恐怖搞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桂阳二中教师周家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了一个13人的“反屠杀代表团”，北上进京告御状。
在13个人中，有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是死里逃生的三个人证之一。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捆着，强迫跪在薯窖边等待处决。只听一个刽子手说，吃了晚饭再来杀，另一个则说，杀了再吃。只见一刀从背后砍来，在刀刃砍进皮肤的一刹那，他顺势倒进薯窖里，砸在几具死尸上。他发现，先被砍倒的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在受重伤的弟弟帮助下，他爬出薯窖。王永和爬到大队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制止不住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永和忙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老支书背着他来到公路上，搭上过路车，把他送到桂阳县医院。
代表团还从双牌水库和潇水里提取的水样做标本，带到北京。后经化验，标本含血量达千分之三。
北上途中，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到达北京后，他们大声吁请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关注湘南大屠杀；他们还把“湖南屠杀”简报送入中南海。强大的声势和压力，终于震动了中南海，使他们不得不摇身变成菩萨。与中央文革同在一线指挥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下令四十七军进驻零陵，制止以道县为中心的大屠杀。湘南大屠杀在周恩来、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终于被制止了。侥幸存活下来的五类分子和他的子女们，都感动得高呼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
⑵、迟到的通告
从1967年8月13日开始的大屠杀，在正义人士的状告下，终于“感动”了“上帝”！1967年9月27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紧急通告》20天后，即10月17日，大屠杀才被控制。
⑶、我不能超越时代
正当县里召开会议讨论停止杀人问题时，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这个从土改、镇反、大跃进等运动的大砍大杀中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为了证明革命立场坚定，闻风又组织了一次突击杀人行动。他率领120名民兵，三天突击杀了569人。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被判十年徒刑。对此，这个血债累累罪有应得的流氓无产者，在服刑中无限委屈地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尽管袁礼甫罪有应得，甚至有人愤怒地骂他是罪大恶极的魔鬼，尽管他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说“我不能超越时代”却切中“伟大、光荣、正确”作祟的要害。因为，这个滥杀无辜的时代，是“伟大领袖”一手造成的！
⑷、历史的记录
1966年，当“伟大领袖”号召破“四旧”、“横扫”和造反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红八月”农村大屠杀，仅大兴县一地，就有325个农民惨遭屠杀。那次大屠杀传出后，被“伟光正”制止了。1967年，当“伟大领袖”又号召“内战”、“群众专政”时，全国各地又出现了以湘南道县为代表的“黑八月”农村大屠杀。仅湖南零陵地区，就有9,093个农民遇害。这次大屠杀传出后，又被“伟光正”制止了。
这两次农村大屠杀传出后，都被“伟光正”制止了，体现他们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他们既是代表革命撕毁法律的怂恿纵火者，又是代表”正义”制止乱法的“积极”灭火者。
常言道：“只有再一再二，无有再三再四。”两次大屠杀被制止后，理应不会再有第三次大屠杀，然而，到了1968年，中华大地又迎来一轮新的、规模更大屠杀，这就是以广西为代表的在“韦六八”大屠杀——1968年广西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广西农村的大屠杀，仅广西一省就导致4～6万农民死亡，200～300人被吃掉。（见本章二）
在中共领导下的和平环境里，这种“号召→屠杀→制止＝＞又号召→又屠杀→又制止≡＞再号召→再屠杀→再制止”的悲剧，年复一年地不断发生；而其组织屠杀的领导干部，1966年是公社一级，1967年提高到县一级，1968年又蹿升到省一级，这种不断升级的“提高”和“蹿升”，难道不能令那些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深醒吗？
⑸、当“卖国贼”和“亡国奴”的经历
当笔者从一些资料里摘录、编辑、评述上述屠杀事件时，双手颤抖得几乎无法自制。人们不禁要问，在和平的年代里，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野蛮、残忍？是我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遗传？还是马列毛先生的仇恨主义在作祟？这不由自主地使笔者想起了那遥远的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
那是在1944年的洛阳，笔者九岁。鉴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训，在日军攻陷洛阳前，十万城中市民闻风逃离家园，国民党13军撤退后，留给鬼子的是一座空城。笔者随舅父母仓皇出逃乡下，在三个村子里展转流亡了三个多月。国民党撤走了，鬼子尚未进村，没听说过共产党，也没有见过以村民为肉盾、“打了就跑”的游击队，那里的农村出现了权力真空。然而，真空很快被中华文明自动填充。在乡间士绅的安排下，邻里间包括像我们这些逃难者，都能相互关照，和睦相处，村民生活、生产都能照常进行，连村里私塾都能照常上课。三个多月里，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一起仇杀、奸杀和抢劫事件。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唤醒，朦胧中见两个舅父非常紧张，正在召唤我的五个表姐表姨往一个矮洞里爬（她们都处在鲜花般的年令段），然后用柴禾堆把洞口堵住。原来鬼子要进村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坦克开到村寨的大门口，又退了回去。第二天，“空气”十分紧张，年轻的妇女都躲了起来，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点心糖果之类好吃的东西，有的上面还插着一面纸糊的像膏药一样的鬼子太阳旗。一夜没合眼的舅父，脸色苍白，借了一张桌子，也忙着往上摆放好吃的。不记得是谁塞给了我一个纸糊“膏药”旗，要我拿着。显然，村里人都作好了“欢迎”鬼子进村的准备：摆设糕点面食以迎日军，俨如当年毛泽东所赞“箪食壶浆以迎红军”那样。那一天，我随着长辈们当了一天小“卖国贼”，也没见鬼子进村。第三天，来了几个“皇协军”（伪军），和大人们嘀咕了一下，紧张“空气”才算缓和下来，表姐表姨们才敢爬出黑洞。三个月后，鬼子展开“和平”攻势，鼓吹“中日亲善，打倒英美”。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下，特别是在相对宽容的同化政策诱惑下，逃到乡下的城里人，都陆续应召返城。洛阳街道又热闹起来。学校也纷纷开学，像当年满人用辫子来征服汉人一样，设日语为主课以同化中国人。在“中日亲善”的攻势中，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门口两边，都必须插上两面国旗：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面日本帝国的“膏药”旗。就这样，我又随着长辈们，当了一年多的小“亡国奴”。
在记忆中的童年时代，笔者虽曾目睹过中国人有奴性基因的表现，却未曾见过中国人有野蛮、残忍基因之乖张。——童年所见所闻，埋在心底数十年。今日借书外泄，静候“爱国者”的叱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