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左派“四二二”的末日
1967年7月到8月，毛泽东虽然知道“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造反派，但他深信，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左派造反派的支持，可以迅速改变少数派的被动局面。因此，他信心十足地做出了“武装左派”组建第二武装和发动他的“群众”进行“群众专政”的两项重大决策。但当听到周恩来“清君侧”暗示后，权谋大师立即做出了“清江侧”的决定，抛出爱臣王、关、戚，做出了与右派将领妥协的姿态。显然，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故技重试，借以先稳住军队，再徐图良策。为了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1968年春，权谋大师又做出了“清周侧”的决定，抛出了爱将杨、余、傅，强化了林彪等左派将领对军队的领导。从此，林彪也开始走上不归途。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打得并不如意。他所期待的类于重庆左派完全胜利的“一二四”事件并没有在各地重演。各省党政军当权人都在玩弄权术，或打着“支左”的旗号“支右”，或借着武装左派的名义武装听话的右派，或将中央文革支持的左派一分为二，变成誓不两立、相互争斗的两大派组织，或武装左派为我所有，变成打击政敌的工具，等等。到了1968年，全国已告别了冷兵器内战时代，进入了除飞机、导弹外的现代化热兵器内战时代。武斗双方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旁观者谁也分不清谁左、谁右。到此，天下一片混战，终于达到了毛泽东向往已久的“天下大乱”的境界。
但要实现毛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谈何容易？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本想乱中夺权，使党内左派主导国家一切的毛泽东，到此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内战已经失控，如不加以控制，一旦那些骄横狂躁的右派将领们和党内右派当权派联起手来，势必发动兵变。到那时，不仅文革毁于一旦，他缔造的“新中国”也将分崩离析。但权谋大师的天才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对于右派当权派和将领们来说，权力高于一切，亦即权力高于主义，高于路线，高于法律，高于道德，一句话，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建立在权力拜物教基础之上的。因此，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转移到枪口一致对外上来，积极恢复秩序，满足他们权力上的追求，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于是，权谋大师在抛出爱臣王、关、戚之后，便发明了“继续革命”理论，开始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的进程。为此，他频频向党内右派伸出橄榄枝：在最大限度孤立刘少奇党内右派集团和释放出区别对待邓小平和解信号的同时，适时地、逐步地“解放”了很多被打倒了的党内右派当权派，把他们“三结合”到各地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以分享权力来共同控制局势。
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就要做出牺牲。于是，他又做出另一个重大决定：适时地抛弃左派造反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左派造反派被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对左派造反派，毛泽东早有定论：左派造反派是股可利用不可重用的势力，他们只能充当向右派当权派即“走资派”夺权的主力，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诉求，注定与新生政权格格不入，终会被抛弃或镇压。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在这里，他点明“跳出来”不是指共产党官员、当权派，而是在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即左派造反派。对右派造反派，毛泽东也早有定论：只要他们能摆脱党内右派的控制，并反戈一击，紧紧跟着他，去夺取那些敢于与他分庭抗礼的“走资派”的权，他们同过去一样，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依靠的基础力量。
一年前还被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赞誉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四二二”左派造反派，其利用价值已消耗殆尽：在毛泽东新的妥协、分享权力的决策下，他们被扣上了“牛鬼蛇神总司令部”和“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两顶大帽子，倏忽之间，他们便从一个“响当当”的革命派，变成了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尽管“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事件到十五年后的1983年，被中共彻底平反。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准，发布了针对广西左派造反派“四二二”的《七三布告》。《布告》以严厉的措词命令“四二二”：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接着，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批准，针对陕西出现的左派专业武斗队，发布了《七二四布告》，进一步敲打“四二二”。《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紧接着，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北京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警告曾为他夺权而冲锋陷阵的左派领袖们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尽管五大领袖争辩说，把杀人放火都归到他们头上“不公平”，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警告这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此刻，毛泽东所借助红卫兵造反派的那口屠刀的使命已经完成，“狡兔死，走狗烹”，他的痞性使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1966年8月22日他批准公安部下达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平民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召见五大领袖的决定，使党内右派当权派扬眉吐气，他们同右派将领一起，开始了围剿左派造反派战争行动。广西韦国清是这种行动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