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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已宣判了广西“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的死刑，而《七二四布告》的发布，则宣判了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的死刑。两个布告公布后，广西“联指”与“四二二”之间的派性武斗，随之转变为政府派军队、民兵与右派“联指”联合在一起对“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的武装镇压。此时的“联指”等右派，也随之名正言顺地转变成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打手和炮灰。
《七三布告》后，得到指令的韦国清，加快了镇压“四二二”左派的军事部署。
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为了一举剿灭对手“四二二”派，从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在《广西日报》上连发九篇社论。社论祭起中共党的传家宝——煽动仇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敌人，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号召毫不手软地屠戮所谓牛鬼蛇神的“二十一种人”。九篇社论史称“杀人九论”。
《七三布告》发表后，“四二二”派的头头们，这些昔日的“革命先锋”们，当年以“追随毛主席起来造反，为保卫毛主席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己任，大有唯我革命、唯我响当当的自豪感；然而，两年后的今天，他们却变成了“革命对象”，陷入了“狡兔未死烹走狗”的惨境。上当受骗的感觉，使他们无法接受失败这一严酷现实。于是，他们中间的死硬分子，便孤注一掷地“悲壮应战”，直到“悲壮牺牲”！
据官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下称《年表》)记载，7月24日，柳州军分区经广州军区批准，调动八县和两矿、一厂、一郊的右派“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左派“四二二”据点，共打死146人。是役，政府开支104,000多元，消耗粮食53,583斤。
同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了上述消息后，全自治区掀起了对“敌”实行“群众专政”新高潮：从城镇到农村，再次刮起“十二级台风”的杀人狂飙。
宾阳县在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在成批杀人。7月27日，新宾镇墟日，被压到墟集上游街的14个“四类分子”，全部当场打死。29日，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在县政法会上推广新宾镇杀人经验时说：“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教育意义较大。”显然，他是土改成长起来的中共干部，那时就有不杀地主不能教育农民的口号。宾阳有4,000多“四类分子”。他鼓动说：“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光了，不花一枪一弹。”他下令说：“这次行动，时间三天。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据《年表》记载，从7月26日到8月6日的十一天里，在他和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武部副政委王贵增的直接指挥下，全县打死“阶级敌人”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有3家全部男性被杀，170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4户斩草除根、全家灭绝。处决手段除少数几个枪决外，其他处决手段是刀砍、绳勒、矛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等等，几乎全部实现了王师长“不花一枪一弹”的“指导”。显然，这是自上而下地、有政府地、有组织地杀人。没有韦魔头的指示或暗授，王师长敢这么干吗？由于杀人有功，“文革”后期，他被韦魔头提拔为广州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就足已证明
1968年7月，韦国清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明确支持下，调动6912部队、6936部队、6966部队、广西军区警卫营、南宁军分区独立营和两个炮兵连等部队，会同南宁、玉林、陆川、贵县、马山、邕宁、横县、崇左、武鸣、上林等市县的右派“联指”武装，数万大军联合围剿南宁左派“四二二”。据《年表》记载，7月16日中午12时到晚上，部队和“联指”在南宁市区，用炮火将“四二二”派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十几条街道，轰成一片火海，炸成一片废墟。到8月5日，战斗基本结束，共打死1,470人，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幢（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的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达六千万元以上。是役，抓获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人，被打成“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头头”等罪犯，交各县拉回去“处理”。在“处理”中，有2,324人被打死，246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据一位知情者回忆：
就在二舅逃出南宁的这一天，被关押在二中的反革命，绝大多数被一个接一个用麻绳拴着，一车车拉到邕江边用机枪射死！足足三天，邕江河畔枪声不断。那几天，河上漂满了尸体，江水全都染成了红色，西津水电站连夜开闸，好多天过去，仍有源源不断的尸体向下游冲去。一具具尸体从上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围剿战斗基本结束后，有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四二二”派成员和他们的家属，逃进市郊一座有独立供水、供电、通风系统和防毒设施的地下人防工程里坚守。当时，正值邕江大水，超过了1958年的历史最高水位74.71米。８月８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在请示了韦国清后，在邕江上游开闸放水，将躲藏在地下人防工程中的数千人，大部分溺斃。几天后大水退去，解放军从地下人防工事里清理出数千具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
在上林县，“联指”总部分别于8月2日在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先后打死“四二二”成员和“五类分子”24人、43人、72人，共139人。杀人手段之野蛮之残忍，为世人罕见。例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联指”阵亡民兵潘连标墓地，当场枪杀陪祭；古楼大队潘成昌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被打死后，不准潘成昌收尸埋葬，强迫他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用火烧两个儿子和的两个兄弟的尸体；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因持“四二二”观点，被铁钉钉死在墙壁上；令人震惊的是，高长大队大队长周xx，因持“四二二”观点，一家五个党员全部被杀，周的18岁女儿，赤身吊在梁上，下用煤油烧其阴毛，然后又叫一民兵当众强奸之。“文革”后，其主谋者，仅判20年徒刑。
8月10日，河池军分区奉韦国清之命，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的“联指”武装，会同6911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4,400多人，围剿逃到凤山县的南山和北山属“四二二”派的“七二九”人员，抓捕了一万多人，枪杀1,016人。25日，凤山县革委会，在枪杀“七二九”的腥风血雨后，宣告成立。
据《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载：8月10日，以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的融安县革委会成立。15日，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镇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五人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在长安镇大刮“十二级台风”，并通过了杀人名单。16日，长安镇圩日的早上五时，先枪杀了长安贫民周老关；上午八时，又杀了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天在大街上，用木棒、铁棍、转头、石块，活活打死了21人；21日，又在街上打死了56人。“十二级台风”的腥风血雨，使整个长安镇陷入红色恐怖中。在韦国清的领导下，红色恐怖的“十二级台风”，正在刮向融安县各个角落。8月21日，融安县革委会副主任韦宗芬，在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党和政府，赞扬了长安镇打死77人的革命行动，是个“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号召全县学习。于是，红色恐怖迅猛扩展，从8月21～23日的短短三天里，融安全县就又打死了1,006人。其中，大将乡的龙妙街为最，被后人称之为"十八寡妇街"。
洒在长安镇街头鲜血的人，都属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弱势人群。在官方的机密档案中，只有死者数字，没有名单。为了抗拒遗忘，民间记录了被打死的77人中的60人名单。他们是：
公靖波、锺维錞、岳朗，县财政局干部；
周富云，县委工作队；
黎继昌，长安税所公务员；
莫海明，县教育局干部；
朱伯初，县工商联主任；
殷远芳，县邮电局职工；
向金荣，县粮食局直属粮库工人；
覃美荣，长安粮所干部，复员军人；
黄 斌，大巷粮所干部；
胡 雄，县油脂公司干部；
黎 锡，县粮油加工厂工人；
锺玉明，县粮油加工厂技术员，转业军人；
刘显扬、李智元，县粮油加工厂干部；
覃启明，县酒厂青年工人；
傅剑秋，服务公司照相工人；
刘祥斌，服务公司饮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务公司旅社工人；
覃国雄，县桂剧团扮演杨子荣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员；
韦超元，县供销社干部；
韦 亮、杨捷荣，县公路段工人；
罗美和，县水电局技术工人；
满举世，县拖拉机站青年拖拉机手，死时被用杀人的木棒插进嘴里；
陈德渊、戴景松、孔繁树，长安铁木厂工人；
戴景培，教师；
王振声，长安护林队工人；
陈友才，长安和平街居民；
杨贵安，长安竹器社职工；
张德尧，长安服装厂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钟表组工人；
韦克利，长安车缝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黄太成 与其岳父（姓名不详），长安渡船社工人；
张炮光，理发社工人，复员军人；
蒋喜田，理发社工人；
杨火美，长安棕绳社工人；
林世民，长安服务社劳工；
黄太培、甘雄飞、杨冬梅（女），长安新华街居民；
陈云发、曾安苟，长安大庆街居民，劳工；
尹新贵，和平街居民，手工业工人；
江绍先，和平街居民，劳工；
雷振强，35岁，教师；
李庄和，长安插队青年；
周老关，长安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公；
余寿宽、余寿松、龙安志、陈汉英，立新街居民；
余万春，长安诊所医生；
兰水养，长安车缝社社员之子，年仅十多岁；
曾漫涛，教师。
8月23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下令枪杀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群众和干部973人，其罪名是“通匪，济匪，窝匪”。“枯那反革命事件”源发于5月17日。当时，段振邦命枯那大队“联指”派民兵营长梁国雄，去收缴“四二 二”派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的枪，引发宁协利抗命不缴，争吵中，宁开枪打死“联指”派民兵李巨才。
据作家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中记载：8月17日，在钟山县三里区召开的“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爆炸红色政权”的万人大会上，一次打死167人。
随着军事围剿的胜利，韦国清根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下令大“刮十二级台风”，乘胜镇压一切“阶级敌人”。据有关史料记载：1968年７～８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和各地、市、县革委会以及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追剿“四二二”，镇压“反共救国团”和“二十一种人”等“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其中，杀人较多的县市有：
宾阳县杀害、迫害致死3,951人，是抗战时期日寇杀害宾阳群众300余人的13倍；
贵 县杀害、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
临桂县杀害、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
灵山县杀害、迫害致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进行过屠杀；
桂林市杀害、迫害致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
天等县杀害、迫害致死1,651人；
上思县杀害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
融安县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伪军官2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其它391名；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它8名。
钦州地区７个县市失踪10,359人；
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另外，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死亡数有：
都安县杀害、迫害致死441人；
开鸣县杀害、迫害致死698人；
上林县杀害、迫害致死1,906人；
蒙山县杀害、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6月中旬的五天中，杀500多人；
百色地区杀害、迫害致死1,073人；
河池地区杀害、迫害致死7,864人，其中，有五个县打死千人以上。
在大“刮十二级台风”里的广西，韦国清的战士，极尽了残忍之能：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韦国清的战士，还大搞成批屠戮：成批打死，成批戳死，成批爆破炸死，成批推下矿井困死，成批推到山洞里下石砸死，成批推入江河中溺死。韦国清的战士，还在屠杀中寻欢作乐：先奸后杀，杀夫奸妻，杀父奸女……韦国清的战士杀人手段之残忍，使侵华鬼子和希特勒党徒相形见绌——毛泽东“群众专政”的魔法，使韦国清为代表的“群众”的兽性表演，达到了无以附加、令人发指的境界！
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情惨况，史无前例。这个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连连擢拔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被他们誉为“革命领导干部”的韦国清，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1984年，官方“处遗办”对广西“群众专政”的评述是：“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在“群众专政”的红色恐怖中，腥风血雨也在其他省市中扩展！
在四川武胜县双星公社，当年曾身临其境的周公正，在他的《“文革”中的一场棍棒屠杀》一文中，记录了1968年8月2日公社党和政府制造的一起集体棒杀“五类分子”的红色恐怖事件。笔者根据周文记录改写如下：
当场打死多人，周公正的地主分子母亲险遭毒手。一个女人在被砖头砸死前，哭喊着她儿女的名字说：“我再见不到你们了。”一位贫农母亲林老太太看不下去了，大声哭道：“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哪个政府这样随便把人打死的呀！”她毫不危惧地走上公社领导正襟危坐的主席台，拉住坐在台上的女儿(妇女主任)骂道：“走！我们回家！不当这个干部了！他们哪里是人啊？简直畜生不如啊！要把这么多人活活打死，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呀？”贫农林老太太义正辞严的哭骂，竟震住了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遏止了他们的屠杀，使那天少死许多无辜者，周公正的母亲也因而幸免于难。
大义凛然的林老太太的行为表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虽有阶级斗争，但基本上是个和谐相依、休戚与共的社会；这个相对平和的农村社会，却被马列毛主义政治化、妖魔化，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鲜血淋淋的战场！
另据披露：1968年5月23日到6月20日，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武装部某副部长和红派头头决定，从农村调集3,350人进县城。在县“贫总”常委扩大会和县武装部政工会上，决定把对立派中跳得凶的人干掉几个。于是，全县批斗2,438人，杀277人，其中“五类分子”53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和为贵”和“先礼后兵”；中共赤文化传统则是“杀一儆百”和“先杀后抚”。1968年9月23日，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发出了《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晓之以中共“反对”乱抓、乱杀政策的“伟大”；1983年，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动之以中共“实事求是”政策的“光荣”；1984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推动的、韦国清等人部署的、在全区造成大批无辜群众死亡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案，几经周折，终获平反，广西政府也对受害人进行了抚恤，据以证明中共“有错必纠”政策的“正确”！中共“先杀后抚”愚弄权术，数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天，在解决官民、民族纠纷时，仍沿袭不变。
“先杀”以镇压反抗，“后抚”以慰悦民心：这种帝王宽猛相济、软硬兼施、恩威交加的御民权术，被中共玩得得心应手；他们还以其淋漓尽致的表演，蛊使芸芸群氓安之若素，甚至惑使蒙难人之亲属中产生大量斯德哥尔磨综合症患者，对刽子手感激涕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