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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兽之间⑶——兽行种种
以韦国清为代表组织实施的广西农村大屠杀，比1966年“红八月”里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屠杀和1967年“黑八月”里以湖南湘南为代表的大屠杀，无论在数量和残忍上，都更上了一层楼。北京、湘南的种种屠杀暴行，在广西都复制重演，其暴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层的政治构陷、活体人展和下层的霸女敛财、烹食人肉，构成了广西魔头韦国清实行“群众专政”的特异色相，其中，尤以吃人肉为甚！
中共不但善于构建一群异类，诸如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走（资派）等敌人，善于虚构一个xx反革命组织，套在xx异类族群头上，而且还善于妖魔化这些族群或组织，“揭露”他们已给国家造成了某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和耸人听闻的破坏。这是中共最拿手的统治策略——政治构陷，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构陷不断重复上演，做为“革命领导干部”的韦国清，自然对其轻车熟路，运用自如。
为了给政治对手致命一击，1968年5月17日，韦国清得意之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正式出笼。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破获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2月2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等等。
这个子虚乌有的、1984年终得平反的特大假案，在当时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是被毛泽东首肯的“铁案”。韦国清等广西官僚特权阶级的政治对手“四二二”左派造反派，在“铁案”笼罩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随着“四二二”派的覆没，其生存权也惨遭“群众专政”的肆意践踏！
在1968年，韦国清政权发动的围剿“四二二”的军事行动，都是打着清剿《反共救国团》的旗号进行的，而且取得了成功。
在反《反共救国团》中，无辜的群众和干部，遭到了“群众专政”的蹂躏。据《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记载：南宁市部分单位不完全统计，被列“反共救国团”的有3,547人，其中，已被批斗的1,722人，关押957人，打死37人，自杀34人，致残2人，下落不明4人；柳州市十四个单位统计，受审查的438人，其中，被关押45人，致死16人；百色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104起，批斗9,274人，其中，打死、逼死1,073人，伤残2,135人；那坡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人，其中，活活打死8人，打伤致残43人，47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判刑，等等。
上行下效。玉林专区容县的“贫下中农”，一马当先，双手轻轻一抬，便抓出了一大批“反共救国团”组织。他们抓出的“反共救国团”组织有：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国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在短短几天间，一个小小容县，遍地都是“反共救国团”，而坐在县委大堂上的中共权贵们，竟都能安然无恙！
直接死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干部和群众有多少？1968年７月至８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各地“联指”指挥部，在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其中多数与“反共救国团”一案有关。据此，有学者认为，直接死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干部和群众，应在50,000人以上，致伤、致残者难以计数。
在罗织罪名的赤文化熏陶下，1968年6月10日，宁明、崇左、扶綏三县又先后“破获”了“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和“二○三战略部”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此案涉及南宁地区五个县，连越南的陆平县也牵涉了进去。涉案“罪犯”宁明县619人，崇左县222人，扶绥县11人。1970年4月9日，四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等7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80年11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韦国清政权严抓“群众专政”的样板。1968年5月中旬，扶绥县革委会在笃邦公社所在地，召开了一次有1,064人参加的现场会。会后，笃邦公社根据现场会对敌斗争的部署，经过对受审人踢、打、跪、吊、吃屎、喝尿，或将受审人衣服扒光滚20米高的陡坡，或将受审人塞进泄洪管用水将人从另一端冲出，或将受审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用等等系列酷刑，挖出了“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揪出“阶级敌人”1,500多人。其中笃邦大队抓出“反革命分子”58人，打死其中6人。
在韦国清的领导下，南宁地区革委会，把扶绥县笃邦公社用酷刑深挖的验方，总结上升为“笃邦经验”，向全自治区推广。
科学界常组织活体展览，诸如“活体昆虫展览”、“活体动物标本展览”等。在动物园里，笼圈中动物，也可叫活体动物展览。文化大革命伊始，毛式揪斗法是把人押到台上批斗，或拉到大街上游斗，或押到汽车上游斗，可叫做活体人示众；但从广意上来说，这种斗法也可叫做活体人展览。韦国清政权在“群众专政”中，从活体人展览和笼圈动物展览中获得了灵感，创造了一套新的批斗形式：活体人笼展。
5月12日，韦国清御用的“联指”总部，制造了一些木笼，将持不同观点的区水电厅副厅长林执真、地质局处长张祖贵、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黄海泉、“四二二”派成员以及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展出，组织群众观看。在三天的展览中，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肉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酷折磨和摧残。活体人笼展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被推广到全自治区各县市。据悉，被笼中展出的人达万人以上。
可悲的是，施刑者把这种活体笼展命名曰“禽兽展览”。当施刑者不把人当人而当禽兽看待时，人兽之间的鸿沟被他们填平了：此刻，施刑者也自然而然地、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禽兽。也在此刻，只有观展者还有机会在人兽之间做出选择。
同湖南道县许多党组织杀人有奖一样，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会，从4月15日到17日的三个晚上，共杀“二十一种人”22人，杀绝5户。刽子手民兵，每杀一个，得奨金3块，看守民兵每天补助五毛。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革委会，从4月5日到5月6日，杀92人，祸及56户，杀绝15户。
旱田、十专学大队革委会，对杀光的绝户，同湖南道县一样，实行三光政策：杀光后，对其财产吃光、分光。
同湖南道县许多大队党支部一样，他们都能对“二十一种人”家中的年轻妇女“高抬贵手”。这是出于怜悯吗？不！这是出于满足贫下中农光棍们的生理需要，出于繁衍贫下中农后代的承袭需要，更出于将“反革命分子”改造成“贫下中农”的政治需要。根据三个需要，他们采用了同湖南道县一样手段，以杀相逼：或嫁、或死，要新生寡妇和未婚姑娘们，迅速做出选择！
但旱田、十专学的做法，比湖南道县技高一筹：他们还要收取改嫁、出嫁“证明费”。例如，旱田大队的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出嫁时，大队革委会共收取改嫁、出嫁“证明费”894元；十专学大队革委会收取改嫁“证明费”218元。“证明费”用以证明，她们改嫁、出嫁后，开始享受贫下中农政治待遇，不再遭受歧视、批斗、打骂和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