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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行之四：人食人
白居易在《轻肥》诗中咏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读此句曾使我惊颤！岳飞在《满江红》中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读此句几乎使我发抖了！笔者思忖：连我们所崇拜的英雄都是餐胡虏肉、饮匈奴血，难道我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真有嗜人血、啖人肉悖逆天道的邪恶吗？
翻开历史一看，笔者大吃一惊地发现：果真如此！
《吕氏春秋》记载：卫懿公被翟人所杀，“尽食其肉，独舍其肝。”《资治通鉴》记载：王莽被悬首示众后，“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晋书》云：“士众从之，啖死人肉。”《旧唐书》说：“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太平广记》中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伏诛后，“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新五代史》说赵思绾：“城中食尽，杀人而食。”元《南村辍耕录》曰：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明史》写道：“把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云：“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彭遵泅《蜀碧》卷四云：明末“蜀大饥，人相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云：“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又据史载：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清同治三、四年间，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
尽管如此，这种悖逆天道的兽行，在华夏文明的洪流里，不过一股邪恶逆流而已！
到了中华民国，人食人的邪恶兽行似无改变。陈沅森在《佛怀煽仇录》中写道：“农运大王彭湃(笔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笔者少年时期，也曾听老人们说过灾荒年人相食的故事，只因年代久远，细节忘却，无法书录于此。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了，“当家作主”了，人食人的邪恶兽行理应终结；遗憾的是，在马列毛仇恨主义的教唆下，在和平环境里，人食人的邪恶兽行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有所发展。在1960年前后的三年里，当“三面红旗”在大陆上空猎猎飘扬、数千万农民在饥饿中纷纷倒下之时，为防止四方异见的传播，毛泽东用“舆论一律”撒下天罗地网，给人的嘴头、笔头贴上能过滤负面信息的封条；但封条密而有漏，人吃人的丑闻，还是被人从毛的监控疏漏中偷越，悄悄从安徽、河南、甘肃等地传出。到了“文革”高潮的1968年，在毛泽东阶级仇恨主义和“群众专政”的鼓噪下，人食人的邪恶兽行又发起飙来。在广西疯狂屠杀弱势群体时，有数百人被毛的“群众”即痞子、流氓无产者吃掉。如果不是邓小平急于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曾一度允许官方和民间调查、报导、著书，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还会被“舆论一律”封锁在官方的档案中，或者被“主旋律”闷死在人们的“腹中”。
在继承人食人悖逆天道的兽行上，广西武宣县当属首恶之县。
1968年5月13日，韦国清的“御林军”右派“联指”总部，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900多人，攻打“造反大军”盘据在武宣县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抄家37户，被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自此而始，“联指”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兽性逐渐发飙，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吃起“造反大军”人的肉来。6月14日，武宣县革委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军分区“刮台风会议”精神。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部长文龙俊在会上号召：“对敌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于是，武宣县处处变成杀人场，队队大摆人肉筵。中共广西整党办的内部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披露了1968年鲜为人知的机密（文字稍做修订）：
6月15日，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多人，将仇敌“造反大军”的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游斗到车缝社门口时，便将四人活活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去死者的肝，割掉他们的肉，拿着回大队部会餐。到8月底，该县与“联指’观点相左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吃人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和中共党员，他们都是毛的“根红苗正”、先进阶级出身的“群众”。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栠，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18大队大队长，“解放”后，曾任仓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栠被打成“叛徒’；又因他同情左派造反派“造反大军”， 7月1日晚，在该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残忍打死。翌日晨，黄佩农、张继锋等人，遵照毛“对敌人要狠”的教导，挖出他的肝，剥下他的肉，剩下一副骨胳。接着，凶手领着一群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和肝吃。一时间，学校里火烟缭绕，腥风飘荡，其阴森可怖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时，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当场把他们杀死，然后把尸体拉到平昭码头，割下他们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下酒。有二、三十个“根红苗正”的“群众”，参加了人肉酒筵。
又据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记载：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当药用。
当宣武县吃人猖獗时特别是学生也吃起老师、校长的肉时，县文化馆工作的“摘帽右派”王祖鉴，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向中央控诉。他避开邮局的严密监控，通过友人将控告信送进了中南海。两个月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少将率兵一个连，直趋武宣，才制止了近三个月的人食人红色暴行。吃人肉被制止了，举报人王祖鉴却遭到了残酷批斗。
武宣县官方“处遗办”，根据各公社1983年7月4日的统计，列出了个《武宣县被吃人肉者名单》：
黄茆公社九人：1新贵：黄礼康、覃伟成、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2大浪：覃世情；3上兀：覃会文；4马天：覃守珍。
二塘公社二人：5四通：覃国良；6朗村：方宏南。
武宣公社九人：7官禄：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8雅村：覃荣生、卢汉才；9大禄：陈魁达；10草厂：黄志华、郭冀基。
武宣镇六人：11武北：覃乃武；12北街：周石安、周伟安；13河边：杨贵才(？)；14西街：汤展辉、梁文振。
三里公社十人：15上江：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廖天龙；16台村：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17五星：李占茏、李锦良；18五福：陈大长。
东乡公社八人：19三多：雷炳绪、吴华堂；20金岗：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21长龙：张福展；22李运：李瑞仔；23麻村：刘业龙。
禄新公社二人：24古碌：林信忠；25上堂：梁道邦。
桐岭公社三人：26统安：韦国菜；27大同：廖耐南；28新龙：谭世X。
通挽公社十一人：29花马：陈国萝；30大昌：张文美、张永亨；31大团：甘加杞、甘大作；32尚满：陈光厚、张孟团；33江龙：陈炳现；34古佑：覃和家、覃允琢；35安村：陈天然。
国家干部四人：36桐岭中学：黄家栠；37武宣中学：吴树芳；38黄茆小学：张伯勋；39组思灵卫生所：韦金光。
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１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根据中共制定的处遗“宜粗不宜细”方针，官方没有做深入调查；上面64人名单，显然是个各公社大大缩了水的上报名单。又据《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武宣县在‘文革’期间，有七十五名死者被挖肝吃肉。”
武宣县毛的“群众”究竟吃了多少人？官方与民间说法很不一致。民间人士认为，吃了一百几十人；据吃人肉举报者王祖鉴说，武宣一个县，他个人即可列出100个以上名单。对此，官方不予承认！
为了平息民愤，根据中共“先杀后抚”的惯例，武宣县当局对吃人肉者也做了处理。县“处遗办”有一份因吃人肉而受党纪政纪处分者的名单：
1、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的共二十七人,他们是；韦善端……(其他名字从略，下同)
2、非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干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共十八人,他们是：甘兰光……
3、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的共五人，他们是：龙集……
4、非党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的二十一人，他们是：谭振芳……
5、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的共五十九人，他们是：何久海……
此外，“处遗办”还记录了两个干部的恶行。他们是：
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王文留(女)，群众揭发她专吃男性生殖器，但调查时她死活不承认；“处遗办”根据“宜粗不宜细”方针，对她只做了开除党籍、降为工人处理。策划杀人并参与吃肝的县委干部谢锦文，“处遗办”仅给了他开除党籍处分。
广西其他各县，也先后发生过吃人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在隆安、大新、上林、武鸣、浦北、灵山、贵县等县，都有类同于武宣县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记录。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在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的策划下，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然后剖腹、取肝、胆，煮食。
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被剖腹、取肝、煮食、下酒。全公社被杀害180人。刘维秀、刘家锦等人，先把刘振坚打死，再将其16岁的女儿轮奸、打死，然后剖腹、取肝、切乳、割阴，煮食下酒。
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连长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人，持械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后割腹取肝，准备食用，余下陈尸野外。
在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阶级敌人”，先后被挖肝、割肉，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直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在上林县，据说当地人认为吃人肝大补、壮胆。8月7日，在乔贤区乔贤大队“四二二”分子蒙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其腹取其肝，煮吃。
据钟山县公安局预审档案“易晚生杀人案”中记录：在四哨村，一个叫易晚生的贫下中农，亲手杀死了地主子弟邓记芳后，举刀剖其腹，掏其心、肝、胆、肾，并将其切成手指头粗细，分给其他人吃，他自己拿了三个指头宽、两寸长的肝回家吃。
但据广西“处遗办”调查统计，该自治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事件11起，共21人。显然，这是个大大缩水的政治统计。
人吃人，并非广西一家。
在四川省资阳县，一个当年亲历现场年仅十三岁的马由子写道：
我对共产党并无私仇。文革时也才十几岁。没有挨过批斗。但却看够了杀人、死人的场面。我亲眼看到割人肉，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一个被割的是一个红卫兵武斗头目，叫孟长江。那大约是在一九七零年。孟住我老家四川省资阳县正东街。他当时是“文攻武卫第二指挥部”总指挥。全家根红苗正，母亲人称“双枪老太婆”，是街道革委会主任，阶级觉悟高，爱憎分明。武斗中都是英雄，为捍卫无产阶级思想冲锋在前。
马由子说，在一次“孟又主动‘义务’到街上‘值勤’”时，开枪打死了一个农民，被判处死刑。在孟被枪决后，发生了一件让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他写道：
谁知突然一个农民掏出一把菜刀，喊着：“我要挖他的心，剥他的皮！”几刀之下，热气滚滚的肠子便流了出来。我好像闻着腥味，赶快就躲了出来。蒙住眼却又从指缝里看。只见几个人拿着肠子翻，把肝、肾、心都摘下，分成几块。又有几个扒掉孟的衣服，割臂上的肉，舌头也割下来了。有人在一边鼓劲：“干得好！老天为我们伸冤报仇啊！”突然还有人喊了一句“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没有人跟着喊，大家多在看热闹，笑的哭的各半。有几个拿着要件的还显示了一番战利品，说是回家下酒去，先走了。
一会，又来了几个农村女人，大声哭着，一个说是要找药引子，苦胆。可下不了手，求人帮忙。正好苦胆还在残肝上，于是有“好心人”去摘下，河水里洗了洗。她接过去，千恩万谢走了。
更晚回来的人告诉我，孟的头被砍下来，挖了眼睛，耳朵也被人割走“下酒”去了，肚腔塞满了石头，下身也给砍走。晚上，孟的母亲和兄弟去拖走了尸体埋在了无人知晓之处，以免再被鞭尸。
这个右派造反派“文攻武卫”总指挥的下场，着实让人可怜！
笔者恸而评曰：当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被毛泽东的中共当成罪恶的渊薮加以批判并颠而族之之后，人食人的邪恶兽行，就被毛的“群众”——包括痞子、流氓无产者在内暴民们继承了下来，并把他们自己与禽兽等同起来！
《吕氏春秋．顺民篇》曰：“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在赤文化的词典里，中共拥有撒谎、批判、杀戮的特权，没有商汤“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的胸臆，因而也不存在效法商汤致歉或下《罪己诏》的义务。在他们的教化下，一代“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禽兽本性。作家郑义在钟山县采访了那个叫易晚生的凶手，并为其留了一张魔影。面对采访，这个穷困潦倒、干瘪憔悴、奄奄待毙而又飘飘然的八十六岁老头儿，还以“革命者”自居，举着他那指如猴爪的左手，“大义凛然”地说：“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 他挑战采访者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活脱脱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皮！——这就是毛共实行“群众专政”时所依靠的“群众”！这与毛说红军时要“靠那些流氓分子”打仗，何其相似乃尔！
历史再次证明：不论什么时代，不论那个民族，不论谁人当权，只要当权者肆意毁弃法律，恣意泯没道德，不惜用铁血取代文明，人的兽性就被解放，便会张牙舞爪、荼毒生灵。历史不会宽恕那些禽兽式的痞子、流氓、刽子手，更不会宽恕那些打着解放旗号去解放禽兽的领导者和纵容者——利用痞子、流氓无产者即暴民进行血腥“群众专政”的中国魔王毛泽东和广西魔头韦国清，势必被铁钉在人食人的历史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