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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队”简介
本节目录
1、“清队”运动“捷报”频传 2、革命军人风光无限 3、革命干部频出绝招 4、工人阶级难以幸免 5、知识分子再遭横扫 6、传统敌人再遭魔难 7、狠抓“漏划”增加新敌人 8、少数民族难逃厄运 9、海归、留用人员命运凄惨 10、卸磨杀驴造反派殉教 11、本节点评 |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对他的“御医”李志绥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 又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不怕死人的精神，各地诸侯和“父母官”们，遵照毛泽东确定的“毛氏规律”，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在运动中，他们充分运用毛的“群众运动”的专政武器，掀起了“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的高潮，很快取得了“辉煌战果”。文革后，中共领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辉煌战果”不宜宣传。为了树立亲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高大形象，他们决定封杀“清队”信息。为此，中共先后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监控系统，布下了天罗地网：尘封档案，扼阻调 查，严控媒体，封锁“战果”。但在茫茫监控中，难免有忽忽之疏，眨眨之漏，致使许多“战果”经过不同渠道，流传了出来。
笔者从互联网上，搜集到一小部分中共疏漏流出来的“战果”，将其摘要整理如下：
在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有1,019人，其中，有853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处级干部有6,161人，其中，5,868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1968年12月的“清队”高潮中，全市被列为重大案件的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立案审查并遭毛式批斗的高达169,405人，其中，打死、自杀、折磨死（在遭毛式批斗中，突发急病或致病情恶化而死亡的）等非正常死亡有5,449人。在宝山县，文革初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70多人，而“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334人，为“横扫”时的4～5倍。在松江县，5,063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致死236人。金山县在审查和毛式批斗中，自杀291人，6人出逃。在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456人。青浦县在1967年，一年武斗死亡20人，1968年4月开始的“清队”，不到一年，非正常死亡的高达170人，为武斗死亡人数的8.5倍。在奉贤县的新寺人民公社，91人被批斗，48人遭揪殴，11人致死。在华东师大，成百名学生被“隔离审查”，30多个学生被逼跳楼自杀。
在北京市，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的报告称：“在刚刚过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揪’出了8万多‘阶级敌人’。”伤亡人数不详。
在辽宁，凌源县“父母官”们，虚构了个“国民党反共救国团”案，立案审查、批斗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长海县在“清队”中，109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具拷死，其余多为自杀。
在广东和平县，全县被立案审查批斗的“阶级敌人”，有12,000多人。伤亡人数不详。
在陕西西乡县，“父母官”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打了一场‘清队’的人民战争”，揪斗了10,000多个“阶级敌人”。在安康县，清理出“阶级敌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为“敌我矛盾”。仅3.25万人的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其中8人自杀身亡。清出的“敌人”数约占全县人口的3.6％，符合毛泽东规定每次“群众运动”中的“阶级敌人”不超过5％的教导。
四川省的新津县，被毛式揪斗审查的达万人以上。什邡县“清队”中，在批斗了10,000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各类敌对分子2,600多个。射洪县在“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先后导致73人自杀身亡。
1968年6月，河南新安县召开了“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先将各类“敌对”分子挂牌游街示众，后将其中的10,000多人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敌人”11,000多人。在武义县，9月掀起“清队”高潮，有11,471人被审查并遭毛式批斗。1968年5月1日，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肩负起“清队”批斗来：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181人，打死、自杀59人。
江苏昆山县人口为四十六万，“清队”中，各类“敌对”分子天天挂牌游街。到年底，全县共揪斗18,000余人，约占总人口的3.9％，其数量也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在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队”，“有13,326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在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敌对分子。武进县“清队”时，“父母官”大喊大叫“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他们先将县一级的“牛鬼蛇神”100多人，挂上牌子游街，大会批斗。有了榜样，上行下效，县以下各级革委会，先后揪出14,600多“敌人”进行批斗、挂牌子游街。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是个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虽不足一万，但到1969年2月，全旗从中挖出“阶级敌人”6,600多人，打死37人，致残30人。
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约占县人口的1.5％，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扶绥县的昌平公社，“清队”时非正常死亡23人。其它各县“清队”状况，参看第15章“‘群众专政’在广西”一节。
总人口十二万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个“敌人”，约占县人口的2.2％，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金寨县的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清队”中打死30多人。
在黑龙江省宾县，“清队”中揪出各类“敌对”分子925名，致死143人，致残32人。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数万，关押看管了1,500多人，死亡65人。望奎县，“清队”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达1,883人，致死55人。伊春市带岭区，挖出13个“反革命集团”，整死20人。在兴凱湖边的密山县，揪出各类“敌对”分子3,000多人，打死、自杀110多人。笔者所在的三梭通公社，打死1人，自杀1人。笔者曾在1959年日记里批评过“三面红旗”因而获“恶攻罪”的那三篇日记，1962年已被中共免于刑事处分，但在“清队”中，又被翻出来“清理”，险些被“群众”打死在那里。
在云南，镇雄县，由省革委会派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107人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在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思茅县的“清队”历时两年，全县干部有一半被划为各类“敌对”分子，计631人；其中，叛徒72人，特务24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16人，地主86人，富农3人，坏分子72人，右派31人，历史反革命82人，现行反革命145人。
据《长春公安志》记载：吉林省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中拷死184人，自杀1,745人。长春地区外的五个县，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其中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
江西万年县总人口为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揪出“阶级敌人”8,107个，约占县人口的3.9％，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酷刑。这些酷刑是：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子、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高温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斗时，用电触奶头，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文革后，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折磨死的有214人。
1968年5月，山西乡宁县“清队”时，“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1,200多人次，打死26人，打伤、残50多人。6月，他们抓捕了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中，打死3人，打伤、残10多人。
以上仅为17个省市部份地方的很不完整的记录。
当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口传这样一首民谣：
站不完的队，
请不完的罪，
埋不完的亲人，
流不完的泪。
这个民谣，道出了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下“群众运动”悲惨情境的一角。
史学家丁抒认为：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城市，约有三千万人在“清队”中遭迫害、折磨，五十万死亡。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指挥者。这些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拼杀的慓悍将军们，打着“支左”的旗号介入地方后，便找回了昔日战场上的感觉：以强而有力的威慑征服“阶级敌人”，恫吓异已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后，便本能地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大喊大叫“刮红色台风”、“刮十二级台风”和“刮二十四级台风”，成了毛泽东镇压包括异已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阶级敌人”的先锋官。全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迫害事件，几乎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的。“清队”运动展开后，他们再次找回了战场上的感觉：要取得“胜利”，就要充分利用“群众运动”的群羊战术，不顾一切地“地毯轰炸”、“密集扫射”，从而达到征服“敌人”的目的。
⑴、在黑龙江大庆油田，担任军管会主任后又当了革委会主任的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从1968年初“清队”开始，便制造红色恐怖。据报导：“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由于“清队”有功，不久晋升为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⑵、原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少将，因向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张光达大将对林副统帅“最不满、最仇恨”有功，荣升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并当了“封疆大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在“清队”中，他提出了“三查”任务和“三群”方针。所谓“三查”是：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所谓“三群”是：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他的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包括各基层单位掌权人在内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一个标准流氓、强盗的官腔！
“三查”中，江西各地疯狂屠杀“阶级敌人”。据披露：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其中，在江西瑞金县屠杀时，一位目睹者写道：
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
兴国县的“革命干部”屠杀的270多人中，有19个人杀得随心所欲。xx公社抓来了19个“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和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事后查明，这些官衔都是中共“革命干部”出于杀人需要而捏造的。）当他们被捆在树上准备杀掉时，县里来人下达了不准随意杀人的通知。公社“三查”领导小组的这位“革命干部”，不听那套，他“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19条人命就这样被断送掉了。
在武宁县黄沙大队，“群众”根据“三群”方针，创造了多种刑讯逼供和处决方法。如棒打、烟窑、火烤、踩杠、跪瓦片、吊光砖、打土雷、假活埋等，先后处死了3个“阶级敌人”。大队“三查”负责人龚兼兴，从县里开会回来，便把地主孙子郑家树拉出来批斗。他煽动说：“县里‘三查’还要厉害，打得肉都喷到墙上去了，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斗反革命就得凶狠一点，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还节约几颗子弹，怕什么！”话音刚落，他的弟弟龚兼隆手起刀落，便把郑的右耳朵割了下来。负伤的郑家树，连夜出逃，在外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回来时已家破人亡：祖母病死，妻子改嫁，弟弟伤残，唯一宽慰的是儿子，侥幸长到15岁！
在瑞金县一个小理发店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那里有三个理发师傅，其中，两个出身成份好的师傅说自己是革命群众，将另一个闹别扭、合不来的师傅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根据程司令“三群”方针，两个人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宣判另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将其打死，并在理发店门口张贴布告公示。对此，许多过来人都认为，在“群众专政”荒谬绝伦的年代里，“群众”什么事干不出来？因此，看似荒谬事件，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⑶、1968年5月19日，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取代李成芳当上了昆明军区政委，8月10日，又被任命为云南省革委会主任。他上台伊始，正值“清队”运动蓄势待发，他便以“划线站队”切入运动，使“清队”声色具厉地开展起来。
为了追查所谓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曾作过很多“指示”。他说：“（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990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谭说“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是什么意思呢？1964年5月16日，毛泽东曾说：“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换言之，专政的对象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五。显然，谭要“群众”抓、揪“阶级敌人”的数量，可以突破毛的5%的“最高指示”。
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一地，在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700多人，打残1,000多人，打伤10,000多人。临沧地区在追查“慰问‘滇挺’”一案中，就株连10,000多人，其中2,000多人被吊打，500多人被打伤、打残，600多人被打死、逼死。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600,000人；其中，曲靖有20,000多人被批斗，2,000多人被关押，4,000多人被打伤，2,000多人被打残，200多人被逼死，100多人被打死。
在蒙自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宣布：“炮派”组织“站错队”的，都是刘少奇、阎红彦（原省委第一书记）、赵健民（原省委书记）在蒙自的代理人。当晚，他下令就抓捕了200余人，数十人打成重伤。全县7,823人被划为站错队；其中，被捆绑批斗的有2,624人，打伤385人，打残103人，非正常死亡67人。此案受株连的亲属子女，约10,000余人。
腾冲县从1968年12月开始划线站队，被批斗人数达4,654人，吊打致死15人，逼死71人，打伤、致残247人。
据1982年4月29日报导，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透露，在追查“ 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等案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达1,380,000人，其中，打死、逼死的有17,000多人，打伤、致残的有61,000多人。仅在昆明市，迫害致死的就有1,473人，打伤、致残的有9,661人。
又据1975年的统计，全省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0,000多人，其中，37,000人死于非命。
这个沾满云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谭甫仁，当了中共和毛泽东土地革命、阶级斗争等制造仇恨政策的替罪羊，1970年12月17日遇刺，死于被隔离审查的当年还乡团的嫌犯军区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的枪口之下。
⑷、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8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据报导：“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刑讯，不久8个工程师全部死于酷刑。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五十六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电台，交不出就打，还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放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灰盒了事。”
⑸、又据报导说：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809人，受审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120人……并有5人被迫自杀。”
⑹、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少将，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在“清队”中大揪“国民党特务”。汉中制造飞机的一七二厂，在国民党时期就在该厂做工的老工人，先后有60多人被抓进“学习班”里。“学习班”用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和全身通电等手段刑讯逼供，很快逼出了个“特务集团”。其中，500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1,000多人。运动中，逼死了21人，自杀未遂15人，打伤、打残74人。其中一个工人妻子，听说丈夫被打成特务后，在极度悲愤中，用煤油浇身自焚。在铜川市焦坪煤矿，胡炜少将深挖“反共救国军”组织，株连500多人，逼死8人。最终证明：“此案子虚乌有”。
⑺、辽宁台安县成立革委会时，原县委武装部长被任命为主任。他一上台，便在全县按全国统一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报导：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坐‘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运动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名，135人死于非命，许多人致残，43人被判以徒刑。
⑻、1968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 业”。如何办？知情人这样写道：
㈠、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
㈡、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
㈢、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
由于冼恒汉已被打成林彪死党，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便组织一个联合调查组，赴甘肃调查。调查后，联合调查组在报告中写道：“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中将任主任。在“清队”中，区革委会正式提出深挖“内人党”后，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内，“胡抓乱捕”随之成风。全区有346,000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终身致残者多达87,180多人，整死的则多达16,222人（另说死者达十万人以上）。挖“内人党”事件引发自治区上层分裂，政局不稳。1969年12月19日，中央不得不对内蒙实行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赴内蒙，取滕海清而代之。
⑽、在广西魔头韦国清的治下，“清队”运动妖雾翻腾，许多军人都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在广西大刮“十二级台风”的“群众专政”，屠杀了18万“阶级敌人”，当了全国省级第一杀人魔头。
由于黑河地区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因此，他确定，“清队”的重点是抓日特、苏特、国民党特务。黑龙江岸边小城嘉荫县也抓起特务来。全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刑讯中致死7人，致残192人。离嘉阴县400多公里的望奎县，也大挖苏特、蒙(外蒙)特和朝(北朝鲜)特，挖出特务等“阶级敌人”1,883人，导致非正常死亡55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抵邯郸市指导“清队”运动，彻查“国民党员案”。在他的指导下，邱县搞得尤为激烈。教育局局长刘雷被打成了“国民党员”，在刑讯中被拷打致死。为了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有50多人先后被打成“国民党员”，拷死多人。
在云南省左、右两派角斗和“清队”中，毛的“群众”，借助“群众专政”的威力，揭出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是其负责人。1968年1月21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控赵健民是叛徒之后，整个云南便掀起了抓“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特务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有138万人受牵连，17,000多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残。其中，昆明市就打死、逼死1,473人，打残9,661人。
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头头们，在“清队”中提出了个“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显然，他们要力争头筹，要把“刮十二级台风”的广西，远远抛在后面。5月间，他们先将县一级的现有的“牛鬼蛇神”100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小会斗，满城游街，为县以下各级政府做出了个榜样。
湖南凤凰县的“父母官”，把所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查抄，美其名曰“政治大搜查”。在攸县，革委会头头们提出了“横扫政治垃圾”的口号，并武力实施：1968年9月，他们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然后挂牌游街示众。据官方记载：全县抄家5,000多户，拘捕9,000多人。
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効禹和副主任杨德志上将，在枣庄制造了一个“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事件中，有11,720被抓，10,659人遭毒打；其中，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者692人，打死、逼死的94人。在临沂地区，他们“挖出”了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深“挖”中，全地区有40,000多人被抓、关和毒打；其中，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569人被打死、逼死。
江青说句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后，天津市革委会不敢抗旨，立即行动。于是，天津市公安局1,200多干警被审查；其中，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在内，被逼死、整死的多达44人。
河北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在江青说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之后，天津市的“群众”头头们，便制造出了一个由307人组成的“深泽叛徒集团”。并抓出叛徒1,500多人。在抓叛徒过程中，非“群众”的老百姓，受株连的竟高达三万多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远远超过了毛泽东5%的敌人指标。在白庄，“深挖”中打死“叛徒集团”成员3人。
工人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是“文革”斗争目标；但自毛泽东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典型）经验”和发出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后，曾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工人的老工人，便成了“清队”中的主要清理对象，堕入了挨批、挨斗和刑讯逼供的灾难之中。
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的典型之一。“御林军”8341部队在“清队”中，把900多名“解放”前老工人确定为“审查”对象，约占“解放”前1,400多老工人的三分之二。又从“审查”对象中抓出“敌嫌”200多名；其中，32名被戴上了各类“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4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14名老工人被逼自杀身亡。
⑵、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石油企业。“清队”中，凡中共接管油矿时已年满十八岁的工人，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个“阶级敌人”。革委会还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9名干部和8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
⑶、在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进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⑷、在“清队”中，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打成“反共救国军副司令”；一个不识字、以买豆腐为生的矿民，被打成了国民党“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矿民，也被打成“胡宗南部少将旅长”，等等，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⑸、在石家庄铁路局，“清队”使该局1,000多人变成了“特务组织的成员”。他们被关进“牛棚”后，遭到了名目繁多的刑讯逼供。如：坐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他们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犯人趴在地上吃，早晨起床，逼迫他们用小便互相冲头，互相拷打，舔血和喝尿，等等。“文革”后，官方的记载也不讳言：“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达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残128人。
“文革”伊始，毛泽东先拿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开刀祭旗：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使他们首当其冲，对他们进行了批、斗、打、抄、杀式的“革命”；这还不解恨，“清队”中又把他们拉出来“再革命”。
⑴、大学“清队”
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捕、关、游斗的就有300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有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有6人，被错判刑的有16人。
兰州大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安徽大学：在“支左”军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教职员工被审查的有262人，约占全部809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120人，有5人被迫自杀身亡。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中，五分之一被“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2人自杀身亡，包括两位一级教授。
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队”期间，共有24位教授自杀身亡。
苏州大学：有10多个“有历史问题”老教师自杀。自杀方式是跳楼、跳河、跳井、喝农药；更为惨烈的是，一位老教师朝自已脑门上猛砍一斧，脑壳迸裂而死！
华东师范大学：“清队”运动半年，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卧轨、跳楼、割脉、服毒自杀身亡。
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清队”中被打死，4月21日尸体从三楼扔下。周恩来闻讯后，“安慰”郭氏夫妇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是符号和女作家谢冰莹的女儿。谢冰莹在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符号1950年应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职，1957年反右时，与部长章伯钧一道成为右派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中，符号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符冰在戏剧学院“理所当然”地成了“清队”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爬上学院建筑的最高层，纵身而下。学院“群众”和“革命领导”们，很快给符号发了一则电文：“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以上九所高校，约占当年高校数的3.5%左右。由于档案尘封，调查阻扼，笔者无法知道毛的“群众”在其他高校里“清队”中的“战果”。
⑵、中、小学“清队”
江西崇义县将全县近千名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
河北邢台县，400多名教师在“清队”中被“审查”，8人被逼自杀身亡。
山西省山阴县6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队”，一位刚从北京分配去的大学生记述道：“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栓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
广东和平县1,100百余名中、小学教师，424名被抓起来“审查”。全县被揪斗的“阶级敌人”12,000多人，致非正常死亡243人，伤残750多人。其中有多少是中、小学教师呢？笔者无法考知。
笔者仅知以上四县。全国县以上市镇2,000多个，中、小学校数万所，“清队”中有多少教师伤、残、死亡？与大学“清队”类同，在档案尘封、调查阻扼的专政下，包括笔者在内的老百姓，无权知晓。
⑶、科研界“清队”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和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负责“清队”。他们说：“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40多处监狱，先后关押4,000多人。在那里，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政治审查调来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被“清理”成“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扬言：“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他们所杀就杀，先后枪毙了5人，并命令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埋尸体的坑，待以后枪毙人时使用。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59人，打伤、打残有300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1968年5月下旬，“清队”的台风刮到该所，157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成员。在那里，拷打是“家常便饭”，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先后被拷打致死，许多人受伤、致残。12月，省革委会下令撤销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全体教员、研究人员，被遣往农村和工厂去劳动改造。
在中国科学院的“清队”中，自杀的一级研究员有20人，其中有被后人称为“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在赵自杀前，一级研究员、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在1968年6月8日那天，被打死在批斗会的现场。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被打成残废，4人自杀，9人自杀未遂。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1950年从美国被“统战”回国，1957年划为“内控右派”，“清队”又升级成了“反革命特务”。1968年10月，该所“工宣队”派人将他家的财物查抄一空，把他关进“牛棚”。宁死不屈的萧，在遭侮辱和鞭打后，服安眠药自杀。“工宣队”并不罢休，他们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到研究所“继续交待”。甄见到丈夫的遗体后，便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萧络连一同服药自杀。萧光琰一家死后，“工宣队”在以“特大喜讯”的大字报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的同时，成立专案组，全面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使数十个无辜者因株连而惨遭批斗。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了这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后，将其“经验”写成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⑷、文艺界“清队”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张海默，1968年5月16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在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后，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人员，被集中到“学习班”“学习”。“学习”期间，被班里毛的“群众”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电影演员冯哲，打伤40余人。在各县，打死、逼死、打伤、致残的不计其数。其中，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惨死在“学习班”里。
3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4月，黄梅戏一代名优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主席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当晚，这位曾与毛“亲密”接触过的上官云珠，从家中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演出。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遂将4个主要参演者逮捕。1969年9月，谈元泉被处以极刑！
在数十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中共树立了3,000～4,000万个“阶级敌人”。其中：土地革命和土改运动中，树立了一千多万个地主、富农；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运动中，又抓出了上千万个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中，除反出了55万个右派分子外，同时还反出了数百万个坏分子、档案右派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一化三改造”、“三面红旗”运动中，又划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白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四清”运动中，又反出了数十万个“漏划”的地主、富农、右派和坏分子；到了文革，又揪出了以千万计“牛鬼蛇神”、“黑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除文革新揪出的“阶级敌人”外，其余约三千多万人统称“传统敌人”。这次“清队”，“传统敌人”都要重新“清理”一遍。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改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开始大规模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传统敌人”再次任人宰割。
在湖南，凤凰县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查抄，是谓“政治大搜查”。在攸县，全县开展“横扫政治垃圾”，查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5,000多户，拘捕了9,000余人。9月，邵东县用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坏人”9,243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71万元。醴陵县在“刮红色台风”中，抄家7,824户。
在甘肃，正宁县革委会头头们认为，1966年的破“四旧”不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等农户，强行查抄。全县查抄出白银2,585两，银圆15,000元，使已过了十七年清贫生活的“传统敌人”，陷入赤贫中。
在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4月成立的革命委员会，5月里就下令“揪斗牛鬼蛇神”，没收“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黄金、白银和银圆，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房屋92幢。
在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3,000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60人被关押，183户“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被封门抄家。1966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圆，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
在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400多“传统敌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在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李玉堂在1949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在台湾被枪决。“清队”时，李玉堂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因此，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人，都成了审查对象。如：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都成了审查问题。大王桥500户的庄子，揪出了200多“阶级敌人”。枣庄在“清队”中，“传统敌人”被抄家的有5,014户。
在北京，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被批斗成“反动学术权威”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劳改。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1968年9月底，米母自缢身亡。
在甘肃，庆阳县开展“深挖底财”和“金银大扫除”运动，有5,062人被揪斗，对他们实行批、斗、抄、打、杀式的“群众专政”。
“清队”中，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1970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
又据报导，1968年秋，江苏高邮县一个村子的贫协主席郭金贵，找到本村的地主分子王世昌说：“你要不挨斗，就把女儿嫁给周家，我就给你把帽子摘掉。不然，挨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屈服了。但他的女儿王家娟却不肯如此嫁人，见周家送来订婚礼后，便以死抗婚。获救后，母亲哀求她：“要成全父亲，否则你父亲的帽子永远摘不掉。你们做子女的也就要背一辈子黑锅。”她终于屈服了。就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地主女儿，被带到周家，做了贫农儿子的老婆。
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单身笔者寄宿在三梭通公社食堂的公炕上。除舗盖和几件衣服外，主要财产是两个木箱装的300多本书。“清队”中，被公社专案组以查抄“反革命”为名，连木箱全部抄走。
每次“群众运动”都要新增加一批敌人，这是毛泽东的统治权术。据报导，在“清队”中，毛的“群众”运用“毛氏规律”，挖出了“漏划”或“漏网”的“地富反坏右”等“新增加的阶级敌人，高达数百万人之多。”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农村牧区搞重划阶级成份运动。“漏划”的“阶级敌人”480户，株连2,118人，批斗683人，死亡17人，严重伤残后死亡20人，致残30人。
江西景德镇在“清队”中，新挖出的“敌对阶级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207人。 此外，还有380个“怀疑对象”，当做下次运动的“漏划”储备。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队”中，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达9,835个。
尽管在“主旋律”的监控下疏漏出来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但笔者仍然认为：“新增加的阶级敌人，高达数百万人之多”是可信的。因为，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都能拍脑袋“证明”：他代表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群众”；他告诫各级干部，“不要扩大打击面”，阶级敌人“不超过百分之五”，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二、三左右”。对此，笔者做了个粗略计算：“解放”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有27次之多，而当年全国平均人口约为六个亿；如果每次运动“挖出”的“阶级敌人”按百分之一计算，则每次运动“新增加”的阶级敌人应为六百万。实际上，小运动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大运动则可能超过这个数。据报导，“清队”清出“新”的“阶级敌人”，约在千万以上。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当运动高潮过后，毛泽东的中共，会用“先严后宽”亦即“宽猛相济”的权术，采取“落实政策”和“平反”等“降温”措施，去缩小打击面，压缩这个数。例如，笔者曾三次打成“反革命”，又三度被“解放”成“人民”！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1956年“民主改革”后，“奴隶主”黑彝阿侯交出了一切财产，仅允许留一点土地和牲口以维持生计。十二年过去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清队”中，副县长下令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在血泊中还在吮乳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侥幸躲过屠杀。那个区革委会主任因立场坚定，杀人有功，遂升任为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在“评审四类分子”时，刑讯逼供，打死和用刀子捅死6人，被迫自杀10人。
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鼓动“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110户人家，有44人被揪斗，打死、致伤41人。
在海归、留用等统战人员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与“解放”初期收罗人材的“开明”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充分暴露了中共统战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从香港统战回国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和为中国争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清队”中，都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在遭到多次侮辱、游斗、毒打后，相继在1968年4月、5月、6月，悬梁自杀。
傅其芳，1923年生，原籍浙江宁波；姜永宁，1927年生，原籍广东番禺。1952年，傅其芳与姜永宁从香港一同来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姜永宁获冠军、傅其芳获亚军。之后，他俩都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队，成为国家乒乓球男队的主力队员，多次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赢得荣誉。1957年后，两人都退役，傅其芳出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对中国队在第26至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和男子团体冠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姜永宁先担任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后担任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
容国团，原籍广东中山县，1937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海员之家。1957年从香港统战归来，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59年，在第25届世乒赛中获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参加第26届世乒赛，成为中国队第一次获得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功臣。1963年，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1965年，率领中国女队获得第28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名曾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民族精英，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工宣队”挖出的这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是一颗特大的“定时炸弹”，而傅、姜、容三人的“畏罪自杀”，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体育界“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又一证明！
1938年国共合作，周恩来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主任，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周、郭利用权力，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文革中，这些文艺工作者多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清队”时有14人被迫害致死。第三厅下属的电影制片厂，属国民政府军编制，女演员舒绣文被授校级军衔，文革却成了“反动军官”。1968年她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从菲律宾统战归国的干部中，有200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中，致死10多人。
在辽宁凌源县，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案，被揪斗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
1968年6月，上海市革委会《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的报告中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400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200多名。”
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构陷了一个“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100多人受审，其中7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
贵族红卫兵和右派造反派，都是卫旧派、保守派，他们保卫的是中共一党天下，保护的是17年的既得利益；平民红卫兵和左派造反派，多是改革派，他们渴望通过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教义，合法地冲击旧的专制体制，造官僚特权阶级的反，来争取平等权利和改善贫困状态。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前者正在接近目标，后者则离目标越来越远。其中，多数左派造反派，已变成了“造反有理”教义的殉教者。本书中，第12章的“武汉左派残局”、第15章的“左派‘四二二’的末日 ”和第17章的“取缔左派红卫兵”，就是殉教者证明。
在在“二月镇反”中被捕而到4月《军委十条》下达后被释放出来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派，在内战中冲锋陷阵，为毛泽东夺取刘、邓右派集团的权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被誉为“响当当”的左派造反派，成了毛、林、周和中央文革的宠儿。但当毛泽东与党内右派达成妥协，遂收回“造反有理”教义，使“响当当”的宠儿们命运突变，旋即失宠，迅即成为毛和党内右派镇压的对象。到了“清队”，他们在劫难逃，坠入“狡兔未死烹走狗”之中。
在湖南宁乡县，左派造反派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等罪名关押起来，造反派组织自此解体。
云南省“清队”的主要内容是“划线站队”。在两派斗争时，站到左派一边的都成了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最为惨烈的是广西“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变化，很快被戴上了“牛鬼蛇神总司令部”和“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帽子，变成了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仅在1968年７月至８月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军区、各人武部和各地右派造反派，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四二二”及其支持者，全区枪杀和迫害致死“阶级敌人”达84,0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