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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案剖析
各地诸侯和“父母官”们，遵照毛泽东“群众运动”的“毛氏规律”，在发动和领导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中，充分运用“群众专政”武器，轰轰烈烈地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灭绝人性的大血案！
1968年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据中央决定，指示在内蒙古抓“新内人党”。在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的领导下，在包括内蒙古军区内的整个内蒙古地区，开展了一场“深挖新内人党”运动。运动株连上百万人，其中，70～80万人遭逮捕和关押，近十万人被迫害、折磨致死，受害者70%以上是基层蒙古族干部和群众，堪称文化大革命中天下第一大血案。但官方承认的数字却少得多。官方承认：有346,000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在刑讯逼供中，打死、自杀的有16,222人，致残120,000多人，致伤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因怀疑蒙古人有二心，毛泽东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赴内蒙古，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事件。
主仆权斗，毛乌角力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规定。他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显然，他要共产主义丛林文化取代民族自治文化，推翻了他亲手制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的条款。如：《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历史已经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独裁下，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中共的其它当权派，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立场都是一致的：强调自治，就是分裂；由党全面控制，就是“自治”。他们对汉族占绝大多数的香港人尚存疑虑，不放心，拒绝兑现“港人治港”的自治承诺，何况其它少数民族？他们不放心那些在自治区里担任一把手的本族干部，不论他们是否是忠实的中共党员。因此，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国五大自治区的一把手，都是由清一色的汉族担当。《宪法》上规定的自治，完全是一派谎言！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使蒙族吃尽了苦头，政治、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外蒙古；文革中，又使他们雪上加霜，陷入贫困加迫害中。
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的乌兰夫，对空头“自治”很不高兴。良心再现使他利用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权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民族、民主措施，与毛泽东的僵死教条相周旋。
乌兰夫称赞中共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族政策，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较为宽容。1962年4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1965年12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他主张与牧主和宗教上层和谐相处。
乌兰夫的这些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中共1961年起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群众的物资和文化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受到了内蒙古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一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却受到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的指控。他们指责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指控乌安插亲信、打击汉族领导干部，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5月21日，中共华北局按毛的指示，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批判乌兰夫工作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内蒙古党委常委、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等计146人，参加了会议。8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前门饭店会议”精神，下令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并将其监护在北京。于是，一场以批判和打倒乌兰夫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构陷升级，肃乌流毒
乌兰夫是个对中共忠诚的大员，历史清楚，没有叛徒、特务的嫌疑，也没有投靠苏修、外蒙修的把柄，因此，仅以“走资派”的理由去打倒他，很难服人。于是，紧跟圣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委员江青等人，便将主持内蒙古政权的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等人召到北京，面授机宜。1967年10月，康生对滕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面对由毛泽东挑起的内战因而使内蒙古政局动荡、武斗频繁的局面，康生栽赃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此前的4月27日，周恩来曾当众高呼：“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领到“圣旨”的滕海清，回到内蒙古，便打起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时称“挖肃”的“人民战争”来。
祸起萧墙，作家虚构
在“挖肃”中，作协内蒙古分会主席、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作者乌兰巴干，以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和巧妙构思，罗织一篇《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这篇构陷“新内人党”的报告，秘密送进了“滕办”，飞入了中央文革和中南海。所谓“新内人党”，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4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年，这个党是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6年它接受中共指示，已停止活动。权力在手的小说家，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一个女演员同刚从外蒙古归来的蒙大一位男教师的暧昧关系上，切入制假，把已停止活动二十多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演义成重新恢复活动的地下“新内人党”。严刑之下，竟从女演员嘴里挖出了个“新内人党”人单。“新内人党”案由此浮出水面。
康江面示，海青出手
清理阶级队运动伍前夕，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召见了滕海清一行。康生、江青向滕海清等人施压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还严厉批评道：“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还向他们面授机宜：“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秉承北京旨意，在内蒙古继续“挖肃”的同时，又发起了深挖“新内人党”运动。滕海清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六个“需要”把深挖小说家乌兰巴干虚构的“新内人党”案，摆到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案首：一场人为的新的兵燹之灾，又烧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头上。1969年2月26日，以滕海清为首的区革委会，做出了关于清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规定》说：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1946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规定》发誓说：
总之，“新内人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规定》还做了具体规定：
1、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这些分子也要区别对待，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对坦白交待好的，有主动表现的应从宽处理，贯彻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2、一般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讲清问题。只要他们彻底交待就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的而态度恶劣的分子则应严惩。
3、对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农村、牧区的大、小队干部、青年学生、干部家属和职工家属中受蒙蔽参加了“新内人党”的人，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对“新内人党”反党叛国罪恶的革命大批判，启发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只要他们从组织上、思想上与“新内人党”划清界限，就不再追究。
4、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如发现有混进来的“新内人党”分子，应上报材料经领导机关批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5、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子女应坚决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8年12月26日的通知的精神执行。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家属也不应歧视。
6、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人党”挖出来，但主要应采取正面教育，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
7、凡是由“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操纵的，它的纲领与“新内人党”基本一致的组织，如“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新内人党”对待。
随着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入发展和层层加压，内蒙古“挖肃”和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在自治区全面展开。
层层加压，直捣“羊群”
滕海清在中共中央首长们压力和直接督导下，亲自深入到挖“内人党”的第一线指挥作战。1969年1月8日，他说：“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来了。”
1969年2月4日，中共中央首长们又给滕海清加压。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说：“军队里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又说：“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黄永胜杀气腾腾地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遗憾的是，没见有跟康、江同在一线指挥“清队”的周恩来的谕示，显现“主旋律”褒贬人物潜规则的狡黠，也再次显现草根难觅秘密档案的无奈。
中共中央首长们的压力，使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更加有恃无恐。他们陆续派出了大批工宣队、军宣队去领导深挖“内人党”运动。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把北京和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唆使他们为工宣队、军宣队打头阵。其中，有北京的知青典型，成了深挖“新内人党”的杀手。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都接到了各个上级的层层压力，与各级“群众专政指挥部”结合在一起，私设牢房，大搞逼供信，实施“群众专政”。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队员和知识青年，绝大多是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整肃起蒙古人来毫不手软。就这样，一场在中共中央压力下、由汉族刽子手滕海清督战的、祸害百万人致死近十万人的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到1968年12月，进入了高潮。
在上层，在内蒙古党、政、军、群机关里，运动整死了许多“新内人党成员”，其中包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吉雅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哈丰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原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将达理扎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和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下层，运动直挖到蒙古包的“羊群里”，致使数万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都死于非命。例如：昭乌达盟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450多个，其中，集团性质的146个，全盟27,000多人受害，非正常死亡2,000多人；汉蒙杂居的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打斗“新内人党”毫不手软，14人被打死，16人被打成终身残废；武川县由汉人领着深挖“新内人党分子”，致全县80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
恣意妄为，酷刑种种
汉族刽子手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群众专政”手段之残忍，达到恣意妄为、令人发指的境地！
据披露：刽子手们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已是“家常便饭”。此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法西斯刑法：一个男青年拒绝招供，被割下生殖器；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男青年，被架在火上烤死，名曰“烤活人”；一个女青年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在哲里盟，有一个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还是这个哲里盟，一个牧民被挖掉两眼，名曰“取走两只灯泡”；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者，有被割去耳朵者，有被砍断胳膊者，有被砍断大腿者，其惨状目睹者不堪回首。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到了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1,600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剖胸自杀，露出来的心脏还在微微搏动……
受害者在酷刑折磨下，屈打成招。根据专案组人员的诱导，受害者编造出了令刽子手们满意的假笔记、假文件、假党旗、假印章，等等。如：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的白音公社，一位教师被指是“内人党”人，为了换取“从宽处理”，他不得不按专案组的要求，伪造了一份“党纲十二条”上交；在内蒙古军区，一位军官被指是“内人党”人，在严刑之下，他不得不让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伪造了一面画有锄头和套马杆的“内人党”党旗，上交专案组；伊克昭盟的一个受害者，严刑之下，他不得不伪造了一枚“内人党”印章，而这枚印章所刻蒙文，竟不能成字。经过一场行之有效的“群众专政”后，“新内人党”陷入了内蒙古“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从中挖出了一百多个“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等等“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连草原上的一个民兵连，也被打成“内人党”的武装组织。
在“清队”深挖中，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打破了既往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决定在自治区牧民和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树立牧主、富牧为“敌人”，然后再加以打倒，借以“教育”蒙古人。
在“清队”深挖“内人党”运动中，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它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
天怒人怨，恩威兼施
从“挖肃”运动到挖“内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旷日持久，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刑讯逼供花样不断翻新，死亡和残伤人数不断增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偏远的山区和草原，许多人连“内人党”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了“内人党”党徒；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打成“内人党”，许多忠于中共的党员，都稀里糊涂地成了“内人党”党徒！
这是汉人政权对蒙古人民犯的一大法西斯暴行。面对如此残暴的政权，蒙族人被激怒了，汉族人被激怒了，其它民族人被激怒了，许多干部、军人、党员也被激怒了——天怒人怨之火以燎远之势，烧向内蒙古各地。成千上万蒙古人先后涌向呼和浩特：“五十孤儿上访团”，在首府街头哭声震天；“一百寡妇上访团”，在刽子手衙前顿足呼号；“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到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大放悲声。数以千计的蒙古人突破封锁，涌向北京：难属们在天安门前跪地嚎啕；“八百铁汉”，裸露着上身，将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肌上，鲜血淋漓，在中南海新华门门前要求接见……
“上帝”被触动了。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采取了宽猛相济、恩威交加的两手对付蒙古人。一手施之以恩：1969年5月22日，他批示称“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下达了“纠偏”命令；谕示周恩来纠正“扩大化”，停止挖“内人党”，落实政策，安抚受害人，平息内蒙古人的怨恨；以强手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取代滕海清。另一手立之以威：先将内蒙古自治区一分为六，即将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使自治区缩小了三分之二，借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再对内蒙古实行军管，命郑维山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进驻内蒙古，借以威慑敢于轻举妄动的蒙古人。
毛泽东的恩威两手，使善良的蒙古人失望了。他的“扩大化”批示，明确训示蒙古人：“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而在“清队”和深挖“内人党”中，那些肆意破坏《宪法》、恣意侵犯人权、随意砸毁寺庙、任意虐杀生灵等种种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在他看来，不是罪，而是错，而且仅仅错在“扩大化”上。这样，毛泽东便给法西斯暴行披上了一件“扩大化”的外衣。这种反文明、反法治、反传统和反人类的批示，充分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的虚伪、流痞和强盗本性。
毛泽东的“扩大化”批示，袒护了不断向内蒙古刽子手们施压的一线指挥官周、康、江等大员们“宁左勿右”的冷酷无情，让他们继续在一线指挥“清队”；赦免了刽子手滕海清忠心耿耿的残忍本性，把他调往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处理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喽罗”，让他们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借以抚慰民心。毛泽东玩弄的软硬兼施或“先杀后抚”的封建统治权术，也收到了效果，反抗行动被压下去了，尽管反抗的声音还在无声处传播！
毛泽东死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推翻了他的导师“扩大化”的结论，
1978年4月20日，内蒙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对此，中共中央批示道：“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到此，由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造成十万人死亡、伤残无数的“新内人党”一案，从“罪恶累累”到“扩大化”，再到“应该完全予以否定”，经历了十年猖獗、变色之后，才被画上了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