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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西“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血案
血案致死50,000人以上，致伤、致残难以计数，是文化大革命中杀人仅次于“新内人党血案”的第二大血案。本书在第15章“兽行之一：政治构陷”中做了概述。
1967年上半年，云南全省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持各种不同观点的造反战斗队，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出现了全省性的两大对立的造反组织：以云南大学学生方向东、李毅、云南省物资局司机杨凯为代表的“炮兵团”右派造反组织，简称“炮派”；以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琪、昆明市公安局干部刘殷农、云南省建筑工人杨树先为代表的“八二三”左派造反组织，简称“八派”。这两大对立的造反组织，左右了云南武斗的形势。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云南省党政军大员之间的分裂已无法调和，已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争，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搏斗。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必须抓住权力不放。于是，他们纷纷公开支持或暗地保护某一造反组织。如：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委书记赵建民等大员，公开或暗地里支持“炮派”，炮打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云南省委书记省长周兴等大员；而李成芳、鲁瑞林、周兴等大员，则公开或暗地里支持“八派”，攻击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大员。由于两大派后台都过硬，斗争激烈，武装冲突不断扩大，很快失控。为了在云南实现联合夺权的目的，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大员，曾多次试图调解“炮派”和“八派”的分争，均未奏效。他们恼羞成怒，决定按1967年12月18日的“最高指示”，抓“武斗的幕后指挥”的“黑手”。“黑手”很快被揪了出来，他就是原省委书记赵健民。
把赵健民打成挑动武斗的黑手是有“道理”的。1966年12月，赵健民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我想不通。”就在这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要他说出阎红彦的去处。他毫不危惧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阎红彦自杀后，云南政局进一步混乱。1967年5月，赵健民反戈一击，在省委大院贴出了一张《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已死了四个多月的第一书记阎红彦。赵由反对造反派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受到了以司令员李成芳为首的昆明军区的欢迎，也受到了周恩来、中央文革的首肯。令人意外的是，“站出来”的赵健民，没有站到周恩来、中央文革和昆明军区青睐的“八派”一边，而站到越来越向右转的“炮派”一边。
赵健民的“软肋”很快被周恩来、中央文革、昆明军区和“八派”翻了出来：1936年他曾被国民党逮捕过，按照凡历史上被敌人逮捕过都是叛徒的“文革逻辑”，他无疑是个大叛徒；其次，他是刘、邓路线的人——1958年在担任山东省省长期间，因对“大跃进”不理解，在整风“补课”中，他被打成“山东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总代表和“反冒进”的急先锋，曾被贬到一家工厂当副厂长；最严重的是，在毛泽东的夺权狂热中，他不识时务地向康生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使康生有“理由”得出他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结论，要李成芳司令员“注意”他的“动向”。经过几个月对赵“动向”的“注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做出了逮捕赵健民的决定：1968年1月21日，康生、谢富治在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将赵健民当场“监护起来审查”。自此，赵被投进监狱长达8年之久！
为了打垮和消灭“炮派”，“八派”在周恩来、中央文革和昆明军区的支持下，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赵健民身上。造反派从毛泽东反复无常的言论中，抓住了毛的一件“法宝”：要打倒当权派，光用“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他们，不行，难以服众，唯独叛徒、特务两颗炮弹，最具杀伤力。于是，“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先后编织了《叛徒赵健民的自白》《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等文章，向赵发难。到了1968年7月10日，秉承康生和周恩来旨意，精明的研究生黄兆琪和富有办案经验的公安干警刘殷农结合在一起，又构陷了一个《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呈送给中共中央，欲置赵于死地。
黄、刘的报告是有背景的。当时康生曾说过：“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键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时，周恩来也说：“像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于是，在昆明军区和“八派”的共同炒作下，赵健民不仅是个大叛徒，而且还是个执行国民党计划的大特务，几乎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刽子手谭甫仁主政云南后，便以谭字号的“站队划线”切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在云南全省积极推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路线，以是否支持赵健民划线，力图把支持赵的干部和“炮派”群众打成反革命。1968年12月2日，他授权《云南日报》发表了《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文章，发出了深挖、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号令，把“清队”运动推向高潮。为此，他亲临一线指挥，作过很多重要讲话，如“有一万抓一万”、“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等，使上层权力搏斗，演变成对普通老百姓的血腥镇压，导致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高达一百三十八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17,269人，被打伤、致残的有61,000多人。
1976年十月北京宫廷政变后，在云南，在给赵健民平反的同时，开始了新的“划线站队”行动，横行数年的左派“八派”头头，悉数就擒。其中，原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黄兆其，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原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刘殷农，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胡延观，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原云南省文化局干部涂晓雷，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刘殷农的判决书中说：“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九千六百六十一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在黄兆其的判决书中说：“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六万一千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与“间接责任”相对应的另一部分直接责任应有谁负呢？对此，判决书失语。但历史不会打扮权力，它忠实地记录了那段“失语”的历史真相：当年，是周恩来、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中央大员以及“封疆大吏”谭甫仁、李成芳、周兴等人，公开表态支持左派“八派”、打压右派“炮派”的，又是他们决定逮捕赵健民的。
到此，痞子、流氓无产者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和胡延观等人，无一例外地成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理论和实践的牺牲，变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而饱受周恩来、江青、康生压制的“炮派”，同各地的右派造反派一样，也取得了最后胜利。他们中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洗掉双手的血污，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弹冠相庆而觥筹交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