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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冀东大血案
1938年，中共冀东党组织李楚离等领导人，没有领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指导思想，便与当地国民党以及当地的民众爱国组织，联合在一起，发动了名震全国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然而，这个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中共冀东党组织，在二十多年后的文革抓叛徒高潮中，却变成了“冀东反革命党”，遭到了残酷迫害和镇压，致使84,000多人受害，2,955人死亡，763人致残。
对于这个“冀东大冤案”，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书中写道：
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引者注：“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
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84,000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看了传记作家的描述，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使八万多人受害、近三千人死亡的大血案，似乎是陈伯达“记不得”、“东听西听”、“有可能”的几句讲话造成？河北省委和唐山市委都干了些什么？那些具体执行者都干了些什么？当时革委会权力大都集中在军人的手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1967年以后的文革历史证明，各地发生的血案几乎都有支左军人的身影，许多大血案几乎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据说，陈伯达说，把“冀东冤案”算到他的头上是“最冤枉了”的。因为，他的几次华北之行，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讨论并报请毛泽东批准的，而且行前有请示，归后有汇报。显然，“冀东冤案”不是陈伯达个人行为，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到“群众”共同犯罪的结果。但在“主旋律”的作用下，见过秘密档案的作者，却有意回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群众运动”的血腥，有意回避河北省委、唐山市委和驻军首长们操作“毛氏规律”的直接责任，而“最冤枉了”的陈伯达，却也想借公审机会，用“记不得”、“东听西听”、“有可能”等词藻来包装自己，力图洗刷掉他那罪有应得的替罪羊的罪行！
笔者一介草根，无权查看档案资料，只好对传记作家的描述进行全文转抄。看来，这个冀东大血案，还有待公正的史家们去挖掘、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