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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翦伯赞夫妇之死 （笔者根据网传资料编缀成篇）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巫中，身着军装，腰挎手枪，带着几名副手，直奔燕南园。他要翦伯赞交待1935年国共在南京谈判时刘少奇的叛卖活动；但翦伯赞否认那次谈判中刘少奇有叛卖活动。双方话不投机，无奈之下，临走他撂下一句话：“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他警告翦说：过几天他还要来。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问翦伯赞。由于翦拒绝做伪证，巫中勃然大怒，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骂道：“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翦伯赞闭口不语。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下面，大吼：“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但巫中并没有达到目的，而是空手悻悻而归。巫中的逼供，再次使翦伯赞的尊严受辱，斯文扫地，遂产生了轻生念头，做出了立即自杀的决定。
就在翦伯赞自杀前的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已被打倒、斗臭了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施恩”，借以证明他的“宽容”。他发布的“最高指示”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要“给出路”，他还特别关照北大的翦伯赞和冯友兰，指示北京当局和北大校方“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有了这一“最高指示”，备受折磨的翦伯赞夫妇看到了希望，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被安排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还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他老两口的生活(实则为监视)。翦伯赞对毛泽东的关照感激涕零。他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高枕无忧的翦伯赞夫妇，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参加了落实政策大会。会上，他再三感谢“伟大领袖”对他的特别恩典。然而，巫中的出现，使他突然有所参悟。他悟出善搞“阳谋”的毛泽东，痞气再次大发作：原来对他发出的“最高指示”是虚晃一枪，毛泽东要置他于死地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俩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平卧在床上。人们还发现，在翦伯赞穿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不忘为监视他的杜师傅开脱责任。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是封建连坐时代自杀者的共有心态：恳求统治者对他的子女们高抬贵手！
这次翦伯赞判断错了：毛泽东虽没有完全放过他，却也无置他于死地的打算；置他于死地的是毛泽东营造的血腥氛围，巫中不过是在这种邪恶氛围里的一个卒子——一名上窜下跳的痞子、流氓无产者而已。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在周恩来领导下搞过统战工作的政治家。
1916年他进北京法政学校学习，不久又转入国立武昌商业学校学习，1919年毕业。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历史学和哲学。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文章批判中国国民党的亲日独裁政策，与反蒋的民盟章伯钧等政要交住甚厚，与反蒋的社会贤达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等交往频繁，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要职。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等著作。
他是个马列主义信徒，在中国史学领域，他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先河：用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梳理历史。他积极配合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当获悉毛泽东要批判教授张东荪时，他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批判的重任。1952年1月，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东荪，已经是“改造知识分子”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翦伯赞在批判他曾统战过的张东荪时，言辞锋利，杀机昭然，指出张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在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批判中，他列举了张的许多“罪行”，如张东荪曾在几本书里曾写过：“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历史业已证明，张东荪的这些思想是至高无上的。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批判结果，张东荪被打成“特务”。据报导，张东荪“国民党特务”身分的唯一“知情人”是毛泽东，因为，“伟大领袖”的感觉就是“铁证”。从此，被统战回国的张东荪和他的子孙，接二连三地遭遇横祸：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自杀身亡，两个孙子被重刑入狱，82岁高龄的张东荪本人，也没有逃脱监牢之苦，五年后的1973年，死在狱中。
翦伯赞是一个史学家，一个有见地的学者；也曾是善搞统战权术的政治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学术领域，有任意驰骋的辽阔空间，使他自由地选择了马列主义；在那里，他还是个政治家，但他能找到政治和学术的平衡点，像平衡木上的体操少女一样，能自由地、主动地调整自己的“体态”。“解放”后，政治与学者的平衡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向政治上倾斜。初期，他似乎认为，用“改造”去确立马列主义是合理的，批判张东荪就是这种“合理”的体现。也许是史家的学术良心再现，他越来越感受到政治对学术的压力，毛泽东的“改造”政策，正在变成学术发展的桎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他开始反对“以论带史”和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权力史观，偏离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到六十年代，他逐渐完成了从“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历史学家”到“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共产党员”的过渡。此时的他，已强烈地意识政治对学术的压抑。他说，当史学拜倒于权力的脚下时，“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他的历史主义观点受到了批判，但他却坚持己见。当看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不知就里的翦伯赞，竟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他甚至还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公然反对对吴晗的批判。于是，毛泽东被激怒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打倒翦伯赞“最高指示”。他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翦伯赞应声变成了“反动权威”、“反共老手”、“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遂被“革命师生”揪出批斗，备受肉体摧残和人格凌辱。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前一个“最高指示”说“打倒”就打倒了，而后一个“最高指示”说“给出路”却找不到出路了呢？伟大的学者张东荪在五十年代就预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预言是最好的答案！
1978年8月，中共新领导人邓小平对翦伯赞的自杀亲自批示说：“我认为应予昭雪。”1979年北大为他举办了的追悼会，追认他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翦伯赞的学生中，有一佼佼者，师生关系甚佳。然而，文革一到，他便贴出大字报，大骂《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还配有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的漫画，对老师加以人格上的侮辱。但当官方正式为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摇身一变，撰文《我的恩师翦伯赞》，以为纪念。这种司空见惯的无耻表演，是中国特色的赤文化之一。
第15章附注
附1、1968年自杀身亡者名单151名(大部分死于“清队”) (图表无法粘贴)
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纪录统计
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
附2、1969年自杀身亡者名录25名(大部分死于“清队”) (图表无法粘贴)
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纪录统计
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