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17章权力更迭 一解放右派当权派 ） ... ...

第17章 权力更迭  

17章目录

         从1966年12月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起，到1968年９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简称“革委会”），毛泽东达到了夺权的目的，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解放右派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打倒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教训紧跟刘少奇而不听他的话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让听他话的左派上台执政。为了这个目的，他把妖魔化阶级敌人的惯用伎俩，搬到了中共党内。他把长期追随他的刘少奇比成“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是“牛鬼蛇神”。当刘的死讯传给他时，他咬牙切齿地批道：“自作孽，不得活！”他把追随刘少奇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斥责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派”。他还把稍显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入“地富反坏右”的传统敌人行列，统统打成“牛鬼蛇神”。

    但他也不是事事都能从心所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他发现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同情和支持刘、邓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甚至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时，他便煽动和“接见”年幼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借以向党内右派施压。当他发现各地右派当权派镇压红卫兵时，特别是贵族红卫兵摇身变成了“保爹保娘”派时，他便发动党内外左派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批判“资反路线”受到党内右派顽强抵抗时，引发了他的“无产阶级震怒”：号召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他还下令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夺权。当他发现他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导致造反派分裂、75％军队“支右”不“支左”时，1967年8月4日，他竟孤注一掷地抛出了“武装左派”、建立第二武装的决定。

    显然，毛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中共推到了分裂的边缘。当是时，忠于中共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生怕中共被毛之不争而毁于一旦。他借机向毛传出“清君侧”的暗示。接到暗示的毛泽东，大吃一惊，发热的大脑才开始渐渐冷却。8月26日，“武装左派”的决定刚过21天，他便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做出了打击左派、令党内外左派瞠目结舌的决定：抛出王、关、戚。这个“清江侧”的决定，向党内、军内右派伸出了橄榄枝，释放出了妥协、和解的信息。 

    曾几何时，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咬牙切齿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接见”红卫兵时，他又通过林彪的嘴喊道：“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他还通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恶狠狠地号召红卫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还要“彻底打倒”党内右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为了释放和解信息，此时的毛泽东，摇身一变，竟成了广大“走资派”和执行“资反路线”当权派的保护神！ 

    9月1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上海，到各地视察，向党内、军内右派伸出了橄榄枝，同各地要员大谈起正确对待干部等问题来。 

    9月16日，在浙江，他告诫浙江左派军干——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南萍、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励耘说：“龙潜（前省军管会主任）、阮贤榜（前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9月17日，在江西，他警告江西左派军干——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9月19日，他在武汉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据跟随视察的代总长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9月20日，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但贺龙没有邓小平那么幸运：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不保”贺龙后，贺的“罪行”旋即升级，审讯恶化，第二年的6月9日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刊印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文件中记载，视察中，他还反复训导各地“诸侯”：“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显然，毛泽东是要重新起用党内右派干部，只要他们能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反戈一击，能听他的话，紧跟着他走。

    重新起用党内右派干部，并非毛泽东心血来潮，是他在周的暗示后深思熟虑的选择。

    尽管他的文革初衷是要左派掌权；但他很快发现，左派“曲高和寡”，没有他的支持，他们很难成气候，因此，将权力交给他们他并不完全放心。对于右派当权派，毛泽东很清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跟着他拼杀出来的左派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镇反、土改、肃反、反右甚至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中，他们大都立场坚定，能武善文，是对敌“从不手软”的“好干部”；而这些在他一手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好干部”，构成了中国官僚特权阶级，是他“打天下，坐天下”的依靠力量。然而，当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后，他们变了，变得对他敬而远之了，不听他的话了，纷纷站到相对务实的刘、邓一边，形成了党内右派。这种党内势力重新洗牌的结果，使他变成了少数派，深深陷入大权旁落的痛苦之中，憋了一肚子恶气，迫使他“别无选择”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动文革，仅仅是想教训教训除刘少奇以外的右派干部：叫红卫兵、造反派打打他们的威风，斗斗他们的官气，冲冲他们的不听话，出出憋在他心头的恶气，并不想全部打倒他们。文革伊始，他在大叫“打倒”“斗臭”的同时，不断地高喊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复地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等等，意在警告党内右派的同时，敦促他们“改邪归正”：只要能听他的话，紧跟着他走，就是左派，他还会把权力交给他们。但当文化大革命遭倒党内右派的激烈反抗时，引发了他的“无产阶级震怒”，诱发了想彻底打倒党内右派的一闪念：下令批斗刘、邓、陶，做出了“支左”和“武装左派”的决定。

    但毛泽东毕竟是个天才的毛泽东：当接到周恩来“清君侧”的暗示后，很快能自我反省，重新评估他的“无产阶级震怒”，决定向党内右派、军内右派伸出橄榄枝，释放出妥协、让步信息，以重新驾驭全党、全国。

    毛泽东的急转弯，使许多党内外左派跟不上队，先后渐次倒台、挨整或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