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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肃左派当权派
为了重新驾驭全党、全国，不仅抛出王、关、戚，适时解放和保护右派干部，还让军事将领出任各地“封疆大吏”等要职，借以安抚军方。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21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其中多数都是中、右派将领。这种军管式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可以看出，毛泽东利用右派官僚主义阶级控制全国的心态。
按说，这些革委会的主任，都是在刘少奇被打倒、“走资派”遭整肃以后上台的，都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因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们都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但由于当时的革委会是以党内左派为主左、中、右派妥协的产物，因此，当权谋大师的“战略转移”时，许多左派大员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纷纷中箭落马。据统计：在最初的29个省、市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有13人，占了45%，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中崭露头角的左派干部；而稳坐台上的55%，几乎都是党内中、右派大员，他们多数都是曾经遭受过残酷批斗的“走资派”或执行过“资反路线”的人。
第一批遭到整肃的党内左派“封疆大吏”（省革委会主任）的有6人。他们是：
1.山西的刘格平，1969年7月被免职，由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
2.贵州的李再含，1969年10月被撤职，1975年去世。由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
3.河北的李雪峰，1971年1月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4.山东的王效禹，1971年3月被撤职，由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
5.内蒙的滕海清，1971年5月被免职，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
6.黑龙江的潘复生，1971年6月被撤职，由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
在这些大员中，除李雪峰因株连“陈伯达案”被撤、滕海清杀人过多被免外，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和军队干部李再含，都是文革早期站出来表态支持左派造反的左派干部。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由于他们过分依靠和支持左派造反派，没有平衡左、中、右势力的手段，因此，在毛泽东与右派妥协后，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替罪羊的命运不可避免。
第二批遭到的整肃的党内左派“封疆大吏”有3人，都因与“林彪事件”有牵连而下台。他们是：
1.浙江的南萍，1972年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
2.江西的程世清，1972年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
3.新疆的龙书金，1972年被撤职，由“走资派”文革前的自治区主席、省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
在中共的赤文化里，有两条重要原则是：一条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一条是一人获罪，亲朋遭殃。九届二中全会后，风云突变，毛泽东发现副统帅林彪威胁到他的权力，便与周恩来联手，开始了整肃林彪的进程。第一个被抛出来批判的是他过去的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常委陈伯达。由于李雪峰同陈走得较近，因株连而遭撤职。黄永胜、南萍、程世清和龙书金，在“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后，遂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而遭罢黜、整肃。
第三批遭到整肃的党内左派“封疆大吏”有４人，都是在1976年10月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后遭整肃的。他们是：
1.上海的张春桥，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由右派将领前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
2.吉林的王淮湘，1977年免职、调离，由“走资派”前的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
3.甘肃的冼恒汉，1977年被撤职、降级，由“走资派”前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4.北京的谢富治，已于1972年去世，1979年遭到鞭尸式的清算。
毛泽东“驾崩”后，党内右派发动宫廷政变，毛的左派干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束手就擒，所剩无几的左派“封疆大吏”，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撤职，或被调离。
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遭过残酷批斗的“走资派”或执行过“资反路线”的右派大员，纷纷走马上任。他们是：
前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接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前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接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前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接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右派将领曾绍山，接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1979年12月前后，撤销文革“一元化领导”的“革委会”体制，恢复了文革前“四大班子”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建制。自此，中共右派，通过十多年的权力搏斗和厮杀，以中国老百姓死亡200～300万人和伤残上千万人的代价，击败左派，重掌大权，毛左派骨干大员，悉遭整肃；与此同时，党内左、中、右派势力，开始重新洗牌，新的左、中、右派派系，便在酝酿、串连、汇合中逐渐形成，为展开了新一轮的权力搏斗聚集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