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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缔左派红卫兵
毛泽东为了重新驾驭全党、全国，在整肃左派当权派之前，要先解决支持左派当权派的红卫兵。那些紧跟他的战略部署的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在“横扫”、破“四旧”、造反、揪斗“走资派”、批“资反路线”、夺权和武装镇压贵族红卫兵、右派红卫兵的战斗中，为保卫他的革命路线，付出过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要团结党内右派，他必须抛弃他们，因为他们同左派当权派一样，只能是他可利用的炮灰，而不是依靠对象。这不叫“卸磨杀驴”，叫“规律”：老祖宗留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
1968年7月，随着以广西、陕西为代表的镇压左派造反派军事围剿行动的进展，毛泽东决定把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
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组成1,500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当年，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刘、邓派“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是镇压“革命师生”，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两年后，他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北大，镇压的对象，恰恰是当年被刘、邓镇压过的“革命师生”，却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不同的是打手不同：前者叫“工作组”，由干部组成；后者叫“工宣队”或“军宣队”，由工人和现役军人构成。在这里，毛泽东把出尔反尔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演译得有声有色。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一直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的井冈山派司令蒯大富，由于没有人同他打过招呼，便敏感而迅速地作出判断：“工宣队”同两年前的“工作组”是一丘之貉，是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蒯大富，他那里知道，一贯支持他的中央文革，在王、关、戚事件后，锐气大减，正处于逐步丧失权势的过程之中，也无暇关照他了；他那里知道，晁错伏诛，七国平定，左右妥协后，兔未死而烹走狗，他所崇拜的“红司令”毛泽东，要收拾他们了。
作出错误判断的蒯大富，“义正辞严”地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圣旨在手的“工宣队”，则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面对“毛主席派来”一说，蒯大富根本不相信。他相信中央文革：过去毛泽东许多最新最高指示，都是通过中央文革传给他的。因此，没有中央文革的指令，就是右派反扑。于是，他当即立断，迅速召集几千名红卫兵，将“工宣队”团团围住，进行说“理”斗争。在文革中，“理”与“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阵雨点般的拳头和脚踢之后，“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转向，仓皇逃出清华园。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他们雀跃，他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然而，欢庆不过是回光返照，红卫兵墓穴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
五个小时后，近三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潮水般地涌进了清华园。他们兵分七路，在校内实施分割包围，使红卫兵所构筑的条条封锁线，顷之化为乌有。紧接着，他们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两派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得到党内右派支持和特别关照的“四一四”右派红卫兵，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了武器。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98名“四一四”派红卫兵，在“工宣队”的保护下，抬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了科学馆大楼，到达了安全区域。
以蒯大富为首的左派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没有中央文革的指令，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顽抗。黄昏时分，在绝对优势兵力面前，他们见势不妙，28日凌晨２时多，从大礼堂后门突围逃出了清华园。当逃经西单电报大楼时，蒯大富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一则紧急呼救的电报：有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背后有“黑手”指挥，形势万分危急，请中央紧急救援。发完电报，他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工宣队”终以五名工人死亡和几百名工人受伤为代价，把蒯大富赶出清华园，为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战”，划了个句号。
28日凌晨2点多，当蒯大富驱车奔向昌平之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紧急会议，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院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北地院的王大宾。五大领袖的“爵号”，据说是毛泽东钦封的。毛泽东的“召见”，是给红卫兵下达的最后通谍。但下达最后通谍的方式别出心裁，令人回味无穷！
据韩爱晶回忆，当他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跟着谢富治来到湖南厅门口时：
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为了防止各取所需，召见时毛泽东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
官方的录音是否整理成文，档案尘封，人们不得而知。目前流传的“召见”版本主要有：《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革中文字》、《红卫兵档案》、《余汝信:七二八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和《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等。从流传的多个版本来看，似乎有人看到过录音文本。也许是受“主旋律”的制约，这些版本在讲话顺序、内容详实和删节上不尽一致，但倾向性明显一致。
尽管流传的版本颇多，一些内容的可信度较高。笔者根据流传版本的基本内容，编撰、点评如下：
⑴、抓“黑手”
当谈及蒯大富为什么没有来时，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显然，这是毛泽东针对蒯大富向他发出“紧急呼救”的电报说的。
⑵、大联合
毛泽东说：“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林彪也说：“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对此，
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显然，“军管”和“斗、批、走”是事前定好的基调。
⑶、“七三布告”
重申1968年7月3日和24日发布的两个布告。这是毛泽东下令歼灭各地左派造反派的布告。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接着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接着说：“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又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又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周恩来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显然，这是把左派红卫兵与左派造反派等同起来，实行歼灭！
⑷、“关怀”五大领袖
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 又说：“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王大宾反映说“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时，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王大宾反驳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对此毛泽东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王大宾坐到了毛的身边。
当林彪说：“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毛泽东表示同意林的意见。他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
谈到聂元梓，毛泽东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当陈伯达等人批评韩爱晶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又夸奖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江青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陈伯达批评说：“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毛泽东反批陈伯达说：“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当陈伯达批评蒯大富时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显然，毛泽东处理五大领袖与处理打手王、关、戚手段不同，亦与围剿广西“四二四”、取缔陕西“工联”、“工总司”等组织手段各异，体现了“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的关怀，由此，人们可窥见到权谋大师城府之深邃。
⑸、蒯大富的号啕
蒯大富到昌平县不久，便接到了毛泽东通知。他带着几分惶恐，捎着几分安慰，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到来之前，谢富治在向蒯头上泼污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他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但毛泽东认为：“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
见到毛泽东的蒯大富，真如见到了大救星。他泪流满面地告状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蒯大富的号啕，给召见蒙上了一层悲壮的阴影，江青哭了，毛泽东也落下了眼泪。但悲壮气氛很快被打破。
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等大员纷纷指责蒯大富。周恩来要求蒯“现在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它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对抗道：“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又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道：“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会场气氛旋即紧张起来。
吴德趁人之危奏道：“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善做方向性引导的权谋大师，对吴德的奏本不予理睬。他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一句恨铁不成钢的话，冲化了紧张气氛。
批评蒯大富多少有些尴尬的江青，灵机一动，顺着毛的思路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顺着他确定的思路问道：“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毫不犹予地许以官衔：“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上午八点召见结束时，毛泽东反复嘱咐大员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尽管就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一事吴德向蒯大富打过招呼，尽管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但在整整一天里，他们都隐瞒了派“工宣队”是毛的决定的重要信息。在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蒯司令，骄横狂暴，一意孤行，以“一贯正确”自居，怎会把吴德、迟群等辈看在眼里？面对“工宣队”的步步进逼，他下命开枪，打死了五个工人，终于使他跌入毛泽东设的圈套中：隐瞒毛决定的信息，是诱导他反抗；他的反抗，能使“工宣队”名正言顺地取其而代之，并使他陷入四面楚歌中；进而借“群众”之名，名正言顺地将五大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红卫兵清除掉！
图17-1：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灿烂的笑 |
五条人命使毛泽东的计谋成功了。八月八日，他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此时，“理无常是”的毛泽东，已经“忘记”了一年前他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也“忘记”了1966年8～11月在“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时他那灿烂的笑容（图17-1）；“忘记”了“接见”中林彪代表他发表的对红卫兵充满信赖的超高赞语：“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姜还是老的辣。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扶植和豢养的五大领袖，在毛泽东等人的“柔性”围剿下，很快都举手投降、束手待笞了。第二天，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监控下，写了一纸《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向全国公布。《要点》实际上宣布：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在召见中，五大领袖都受到“关怀”；但过后不久，他们同王、关、戚一样，先后失去了自由。十月宫廷政变后，他们又先后“领”到了他们各自罪有应得的不同期龄的徒刑，结束了他们即轰轰烈烈又可耻、可悲、可怜的走狗生涯！
在湖南厅里，那没有硝烟的围剿，是“清江侧”和“清周侧”的续篇，而这种对红卫兵的围剿，则是党内左、中、右派妥协和共同发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