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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省、市革委会成立简介
1.黑龙江 2.山东 3.上海 4.贵州 5.山西 6.北京 7.青海 8.内蒙 9.天津 10.江西 11.甘肃 12.河南 13.河北 14.湖北 15.广东 16.吉林 17.江苏 18.浙江 19.湖南 20.宁夏 21.安徽 22.陕西 23.辽宁 24.四川 25.云南 26.福建 27.广西 28.西藏 29.新疆 笔者评语 |
1、黑龙江省（1967.1.31/3.20——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期，下同）：
文革初，在取代欧阳钦当了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支持下，由二十三个大专院校和单位组成的造反团总部，在1967年1月31日召开的“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委员会”。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负责人范正美为核心小组班长，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为成员。成立“红色造反者委员会”后，党内右派省长李范伍，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等，悉数被打倒，交“群众”批斗。1967年2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人民日报》编辑部配发了《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对成立“红色造反者委员会”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1967年3月22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即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省革委会成立后，左、右两派武斗加剧，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1980年11月中共政治局的连续会议档案记录——下同）。到中共九大前后，党内右派卷土重来，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又重回到领导岗位。党内左、右两派勾心斗角，斗争激烈，潘复生逐渐孤立而失宠。
1971年6月，招架不住右派进攻的潘复生被撤，由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历任主任是：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杨易辰。
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是个受排挤的干部，又是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因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革命领导干部。1967年1月22日，他同康生的儿子青岛教育局局长张子石联手，支持并参加了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成立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武力一举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得到了中共中央承认。1967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编辑部文章中，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青岛夺权后，王效禹肩负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到济南夺权。
1967年2月3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组织，宣布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武力一举夺了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权力。同月23日，“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为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等为副主任。1967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对山东省的夺权给了坚决支持。历任主任是：王效禹、杨得志、白如冰。
在中共等级森严、论质排辈的官场里，在省级第一把手的配置上，王效禹级别最低，权力最大，因而受到了党内右派势力的抵制。左、右两派武斗加剧，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到了1969年，随着党内右派势力卷土重来，王效禹发动的使左派造反派重新上台的“反复旧”运动，遂告失败，旋即失宠靠了边，山东革委会改由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工作。1969年11月，王效禹遭到公开批判，1971年3月被正式撤职，省革委会主任一职由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党内右派上台后，到1979年，王效禹被开除党籍。 (回本节目录)
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在毛泽东的导演下，武力一举夺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的权，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同时他还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文革中，他步步高升，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内左派灵魂人物，誉为“军师”。尽管张春桥是毛的宠儿，权力极大，炙手可热，但却受到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强烈抵制，左、右两派武斗接连不断。到了1976年10月，他与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右派发动的十月宫廷政变中，同时被捕，并以反党、反毛的“四人帮”罪名隔离审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1977年7月，张春桥被永远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4年死于狱中。
1968年4月29日，伟大的自由战士林昭，被上海革委会处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英年36岁。1977年4月中旬，苏振华上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半年多，不屈的民主社会主义斗士王申酉，被枪杀于上海卢湾区体育馆，英年31岁。(回本节目录)
一心想当“封疆大吏”的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大校，同“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等40个造反组织勾连在一起，组建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1967年 1月25日晚上，“总指挥部”武力一举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一切权力。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西南的春雷》，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李再含的支持。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终于如愿以偿地爬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担任省革委会主任，兼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和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
由于李再含坚决镇压右派造反派，受到了毛、林、周、江等中央头头们的赞许；但当毛泽东改变初衷与右派妥协时，他没有跟上，没有采取措施安抚右派，使贵州武斗愈演愈烈，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9年10月，当了两年多贵州省“一把手”的李再含，被撵下台，由54军副政委蓝亦农接任。1971年3到4月间，李再含遭到点名批判，之后又遭多次批判，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深有“卸磨杀驴”之感的李再含，窝了一肚子火，终于气出病来：1975年56岁时，据说，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气绝身亡。历任主任是：李再含、蓝亦农、鲁瑞林、马力。(回本节目录)
1967年1月7日，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同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进行了“谈话”。这位副省长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1938年8～9月间，在国民党狱中服刑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个中共党员，都按中共中央的要求，向当局写了“悔过书”后出狱，而同在一个监狱里的他，却拒绝这样做，结果又多坐了八年大牢，被康生讥为“太古板”。
经过“谈话”的刘格平，突然灵活起来。1月9日，他同其它五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书记王谦。1967年1月12日，在他的组织下，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武力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省市公安机关，夺了他们权。原省委、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交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山西夺权的支持。1月29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身亡。
1967年3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出任革委会主任，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和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夺权后，造反派分裂成“红总站”和“红联站”两大派，前者受刘格平、陈永贵等支持，后者受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等人支持，矛盾加剧，内战不止，终于成了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随着党内右派势力卷土重来，1969年7月，刘被免职，由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历任主任是：刘格平、谢振华、王谦。(回本节目录)
在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罢黜，以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新市委应运而生，6月4日向全国宣布。
但新市委好景不长。1967年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卫兵，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支持下，武力一举夺取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部权力。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1月18日，北京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武力进驻了市委大楼，夺了新市委的权。因派工作组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第一书记李雪峰受到批判，被迫逃到天津市躲藏。对于1月18日的武力夺权，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大加赞扬。
4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命谢富治为主任委员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吴德、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为副主任委员。4月21日，《人民日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日，《北京日报》也配发社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历任主任是：谢富治、吴德、林乎加。
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两派拼杀如火如荼。其中，仅在1967年4月30日到5月10日这13天里，发生死伤五十人以上规模的武斗，就有133次之多！
1972年，谢富治病死于任上，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一职由副主任吴德接任。谢富治是个坚定的毛左派政治家，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却又是反邓的急先锋。邓小平执政后，死了多年的谢富治，遭到掘墓鞭尸式的全面清算：1980年谢被开除党籍；1981年谢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70年3月5日，27岁的人权先驱遇罗克，被北京革委会枪杀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死伤397人的“青海二二三事件”，震惊海内外。这个事件是上层权力角斗的结果。
1967年1月12日，受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支持的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力一举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月29日，又用武力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素与杨植霖有隙的第二书记王昭省长，见势不妙，以治病为由躲离青海。素与刘贤权不睦的副司令赵永夫，在中央右派将领的默许下，武力一举夺了刘贤权的权，并发动了“二二三”大屠杀。随着反“二月逆流”的发展，左派得势，3月14日，周恩来宣布赵永夫夺刘贤权的权“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由是而成阶下囚。随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
1967年8月12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贤权任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等任副主任，第二天，《人民日报》配发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加以肯定。
但青海左派的好景不长，到1968年4月，支持左派的刘贤权调出青海，先到内蒙古，9月又调任铁道兵政委。主任一职由被打成“走资派”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右派很快东山再起。十月宫廷政变后，在济南军区副司令任上的刘贤权，遭清算、撤职，刽子手赵永夫则被平反，恢复名誉。历任主任是：刘贤权、谭启龙、张国声。(回本节目录)
1967年2月5日，呼和浩特市左派“三司”造反派，在内蒙军区门前静坐示威。中午12点15分，内蒙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被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重伤，死于医院，酿成了“二五惨案”。“二五惨案”是上层权力角斗的结果。
进入1967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已分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以“三司”为代表的左派造反派，他们受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的支持，炮打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王绎等领导干部；另一派以“红卫军”为代表的右派造反派，他们受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副政委刘昌、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的支持，炮打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领导干部。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曾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吴涛逐渐得势。4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军区，刘贤权任内蒙军区司令员，吴涛任政委。刘贤权到任之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
中央决定下达后，内蒙古军区部分干部、战士，不服中央的决定，组织1,000官兵赴京上访，到中南海门前静坐。5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黄厚、王良太隔离反省；刘昌、张德贵停职反省；内蒙军区降为省军区；上访人员禁止外出，集中整训。同时，滕海清和吴涛亲率一个师开进呼和浩特，以弹压军内反叛势力。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任副主任。11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文章，表示支持。历任主任是：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孔飞。
1968年7月5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清理阶级部伍运动中，区革委会正式提出深挖“新内人党”，在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内胡抓乱捕。全区有346,000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致残120,000多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另一说“被迫害致死者达十万人以上”）。挖“新内人党”事件引发自治区上层分裂，政局不稳。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赴内蒙，取滕海清而代之。1971年1月，郑维山因株连陈伯达案被撤，尤太忠取郑维山而代之。
1966年9月18日，万晓塘在一场批斗会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这是一起典型迫害致死案例。9月19日，有五十万人参加了万的追悼会。毛泽东接到报告后，龙颜勃然变色，怒批曰：“这实际是向党示威，是用死人压活人”，遂确定万晓塘、张淮三(市委书记)为“万张反党集团”。但到毛死后的1979年，“万张反党集团”案被平反。
1967年1月4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由于上层左、右派的角力，天津市“大联筹”和“五代会”两大派造反组织，横眉冷对，武斗频繁，政局混乱。2月14日，当局决定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经过近一年的流血武斗，1967年12月1日，毛泽东终于批准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任命解学恭为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为副主任。1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配发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颂扬天津革委会的成立。历任主任是：解学恭、林乎加、陈伟达。(回本节目录)
1967年3月16日，《江西日报》已实行军管。5月30日，周恩来批评江西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7月6日，毛泽东为了制止赣州武斗，命令“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
8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军区司令员；责令原江西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向群众作认真的检讨；要求全省把斗争矛头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派”；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把左派群众武装起来。但到9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由于令出多门，又反复无常，使部队无所适从，在8月间，抚州军分区一些官兵用武力反抗军令。9月27日，毛泽东定性说：“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杨栋梁率部平叛，包括抚州市人武部部长在内的65名官兵和群众，惨遭枪杀。
196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任命程世清为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为副主任。1968年1月5日，革委会成立，1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4月27日，中共在“中发[1972]17号文件”中指出：“程世清同志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由是，程被撤，革委会主任一职由江渭清继任。历任主任是：程世清、江渭清。(回本节目录)
1977年12月14日，赣州维权斗士李九莲，被判处死刑，枪杀于赣州西郊青光岭。
1966年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与常务书记裴孟飞联手，罢了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年，江任北大党委书记时，曾抓了七百多个右派分子，为中共做出了贡献），当日下午，江隆基自杀。8月22日，为了保全自己，汪锋将裴孟飞打成“黑帮”，是裴遭受到戴高帽，挂大牌，坐“喷气式”等毛式批斗（1968年3月29日，裴又被冼恒汉打成“以裴孟飞为总头目的刘、邓第二套班子”，最终导致裴孟飞自杀身亡）。11月10日，汪锋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4日，兰州军区机关拉开文革序幕，开始搞“四大”。政治部副主任张xx和王xx，掌握了领导兰州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使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的权力受制。半年后，张xx和王xx被打成“篡党反军集团”。12月30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
在兰州军区和省军区内系派的支持下，造反派分裂成“红联”、“红三司”和“革联”三大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67年2月，以“红联”为代表的造反派宣布夺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权力。于是，“红联”、“红三司”和“革联”三派之间矛盾迅速激化，导致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1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历任主任是：冼恒汉、宋平。
1977年6月，由于冼恒汉不听命叶剑英，多次无视叶要他为刽子手赵永夫平反的指示，兰州军区开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清查“冼家帮”。最后的结论是：冼站在“四人帮”一边去了，但还不是“四人帮”的死党，故免于刑事处分，降低政治生活待遇，提前离退休。冼的职位由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1966年8月14日下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北京会见郑大学生党言川等时，明确宣布：“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刘的宣布，使他从中间立场转瞬间变成了左派，从而使他的副手如文敏生、赵文甫、戴苏理等省委书记们，成了红卫兵炮轰的目标。
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1967年，红卫兵很快演变成对立的左、右两大造反派：一派是左派“二七公社”，一派是右派“河造总”和快要瓦解的“十大总部”。左派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揪斗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清算他造成饿死数百万农民的“蛮干”罪行。毛泽东发布“支左”命令后，河南军区右派将领省军区政委何运洪，迅速行动，打击左派势力，党言川、陈红兵等左派领袖相继被捕。两派武斗遂呈白热化，使河南省成为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6月，周恩来表态支持“二七公社”。7月10日，中共中央下文，批评了河南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文件明确指出：“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何运洪被撤职，由王新取代。
1968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命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等为副主任。1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2年11月4日，王新变成“林彪死党”被撤，刘建勋依然稳坐第一把手交椅。1979年，刘建勋被段君毅和平取代。
1975年8月8日，驻马店地区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和2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从零时30分起，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决堤，57亿立方米的特大洪水，使驻马店等地区的20个县(镇)，俄顷变成泽国。受灾人数1,100多万，死亡23万多人（官方公布死亡2.6万人）。(回本节目录)
上海“一月革命”后，当时的省会保定市，造反派已分裂成遍及全省的两大派组织，即“工总”派和“工筹”派。前者受驻军38军的支持，后者由河北军区、63军以及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书记刘子厚的撑腰。1967年5月，两派武斗白热化，使河北省成为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命李雪峰为主任，刘子厚为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人为副主任，并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市。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李雪峰、刘子厚、李尔重。
3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设立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核为80人。1971年1月，李雪峰因株连“陈伯达案”被撤，由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1976年7月29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万人。世界各国纷纷来电慰问，并伸出援助之手，但病危中毛泽东，拒绝接受任何援助，发出了自更生的“革命号召”，置数十万伤残、一百多万灾民生计于不顾。(回本节目录)
“七二○事件”后，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思玉，取代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原武汉空军政委刘丰，取代钟汉华为武汉军区政委，两人主导湖北政事。
以“七二○事件”为代表的两派激烈武斗，使湖北省成为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年2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左派造反派为主体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任副主任。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配发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曾思玉、赵辛初、陈丕显。
随着“斗、批、改”的发展，革委会趋于分裂，左派造反派中出现了“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组织，时称“北决扬”，与革委会中的曾、刘主导势力对着干。1969年底，革委会的曾、刘主导派，在湖北开展“两批一清”运动，将“北决扬”打成“五一六”加以取缔，许多左派造反派的头头被打成“五一六”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处于省革委会核心的左派造反派头头，也被迫“靠了边”，失去了权力。1972年，刘丰因株连林彪案倒台后，副主任张体学，指责曾、刘在大抓“五一六”和“北决扬”中，抓了60多万，犯了扩大化错误。
随着“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展，左派造反派时来运转，头头们又得以“补台”，恢复了一些权力。十月政变使上层权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权益也随之变形。1976年11月，右派“百万雄师”死灰复燃，摇身变成了“工农兵”，在党内右派的支持下，他们把昔日仇敌左派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张立国、夏邦银、胡厚民等多人抓了起来。1982年，朱、张、夏、胡等人被交付“审判”，分别科以重刑，其中胡厚民判20年徒刑。(回本节目录)
1966年9月28日，广东省委召开批判省委后补书记、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大会。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显然是“舍车保帅”，王匡只能认命。
1967年1月22日，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赵紫阳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交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革联”。赵的交章行动，被周恩来斥为“是逃避责任”，“很可笑”。
1967年3月15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管会内部分歧严重，广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东风”和“红旗”两大造反派，武斗频发，年轻学生都变成了上层权力角斗的炮灰。
196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黄永胜为革委会主任，孔石泉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任副主任。2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黄永胜上台以后，狠批赵紫阳，并把赵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赵紫阳就是个小爬虫，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是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周巧妙地保护了赵紫阳。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上调北京取代杨成武任总参谋长。1969年6月，革委会主任由广州军区司令刘兴元取代。历任主任是：黄永胜、刘兴元、丁盛、赵紫阳、韦国清、习仲勋。(回本节目录)
1967年1月，长春市多个造反派组成第二总指挥部，时称“二总部”。2月初，“二总部”分裂，分裂出去的组成“长春公社”。8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向“长春公社”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的“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1968年1月24日，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造反组织（“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公社”派和“红革会”、“二总部”的“红二”派）实现革命大联合。
1968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任命王淮湘为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为副主任。3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7年2月，王淮湘因株连“四人帮”案被免职，1980年被开除党籍。省革委会主任一职由文革中的“走资派”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历任主任是：王淮湘、王恩茂。(回本节目录)
文革初期，以第一书记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做出系列决定，支持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他们抛出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等多人进行批判，导致吴氏夫妇被学生打死；6月6日，他们决定撤销南大校长匡亚明的一切职务，支持学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7年1月3日，他们支持“赤卫队”与中央文革对抗，导致“一三”江苏饭店武斗事件；1月26日，他们默许“红造总”单方夺权，促使造反派分裂成“好”派和“屁”派。由于“好”派和“屁”派在党内军内都有支持者，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其装备不断升级。3月5日，公安厅、公安局被军事接管。
为了逃避揪斗，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逃到大别山军事重地躲藏，扬言造反派敢来抓他，他就开枪。“七二○”事件后的8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许世友。许应召从山里赶赴上海，“扑通”跪在毛的面前请罪。毛扶起许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后来又对许说：“江苏革委会主任由你来当。”
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任革委会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等仼副主任。3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许世友、彭冲、许家屯。
许世友是个聪明的大老粗。在江苏当政后，在“清队”、抓“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借机镇压左派造反派和军内异己分子。据报导，仅百万人口的南京市，就抓出“五一六”分子二十多万，六十多万人口的无锡市，也抓出七万多个“五一六”分子，使成千上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九一三”事件中，他反林彪，在十月宫廷政变中，他又反“四人帮”，因而使他当上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许世友调往广州，省革委会主任由“走资派”原省委书记彭冲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