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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浙江省（1968.3.24）：
1967年1月15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1月30日，中共中央批评浙江党、政、军当局，指责他们压制革命造反派“省联总”，支持群众斗群众。3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南萍（二十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任副主任。由于军管会内部分歧，逐渐形成的“省联总”和“红暴”两大派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8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196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南萍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为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南萍、谭启龙、铁瑛。
“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被捕，1972年6月，“上了林彪贼船”的南萍、熊应堂被隔离审查。1973年5月，原山东省最大“走资派”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1976年4月，谭启龙因镇压左派张永生等，在批邓中再次中箭落马，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铁瑛接任。十月政变后，党内“走资派”掌权。1979年4月3日和8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处“省联总”头头张永生和翁森鹤无期徒刑。正是：
“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
“走资派”要“造反派”的命。
1966年8月17日，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正式成立。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李正、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王虹霞等高干子弟，为“总部”负责人。9月，在省委、省军区支持下，以保卫党、政、军的“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等造反派相继成立。在官方红卫兵、造反派成立后，非官方的也纷纷亮相。其中，9月7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宣告成立。
9月24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发动抓“黑鬼”运动，全省数千人被打成“黑鬼”和“右派”。10月12日，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张宣布停抓“右派”和“黑鬼”，并给被抓被斗的人恢复名誉。为了与官方右派造反派抗横，10月14日，左派造反派“湘江风雷”成立，矛头直指张平化。1967年2月4日，“湘江风雷”、“红旗军”等左派被打成反动组织，大小头目悉数就擒。7月13日，毛泽东公开支持左派造反派，他说：“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对此，7月31日，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被迫写了检讨，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8月10日，中共中央改组省军区，成立以47军军长黎原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为首的湖南省革筹小组，领导全省革命和生产。10月11日，以“湘江风雷”为主的“省无联”成立。由于造反派系林立，武斗频繁，湖南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年1月6日，“省无联”杨曦光发表《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抨击党内左、中、右派势力，都是“红色”资本家阶级。2月，“省无联”被取缔，其头头和《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等人，被捕入狱，其中杨被判10年徒刑。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主任，龙书金、华国锋、张伯森等任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按规定配发编辑部社论，表示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黎原、华国锋、毛致用。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3、5、6号三个文件，提出对在“一打三反”中被清查出来的对象，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此刻，毛泽东多次重复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讲话，成了千古谎言。为了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长沙晚报》在一篇社论中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一口气喊了七个“杀”，空前绝后。在“一打三反”和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中，多数左派造反派被整肃。在而后的“批林批孔”中，左派们的日子虽然好过了些，但到十月宫廷政变后，他们都被科以重刑，如“工联”头头、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勇，被判15年徒刑 。
1967年1月27日，银川市“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宣称大联合夺了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权。2月11日, 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并对一些单位和学校实行军管、军训。
3月10日 反对“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以民兵为骨干，成立了“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由省军区和各级人武部支持；3月18日，肯定“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以学生为骨干，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由中央文革遥控撑腰。自此，宁夏对立两大派形成。由于双方都有后台，武斗经常发生。8月28日，六十二师在青铜峡，协同“总指挥部”镇压“筹备处”。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自治区军区司令朱声达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着干。他死保自治区书记杨静仁、马玉槐等“走资派”，支持“筹备处”，镇压“总指挥部”。7月26日，中共中央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定性为保守组织，8月18日，改组宁夏支左领导小组，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靠了边的朱声达，旋即失去了自由。8月25日，徐洪学率部进入宁夏银川等地，支持左派“总指挥部”。
1968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任命康健民为革委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任副主任。4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按规定配发编辑部社论，表示热烈欢呼。历任主任是：康健民、霍士廉、马信。
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仅银川市就挖出“叛、特、反、资”等“阶级敌人”1,200多人。文革后，悉数平反。
1969年11月15日，革委会开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为理由的遣散弱势群体的“群众运动”。仅银川一地，就有1.5万多人被迫落户到偏远山区农村。
1970年4月29日，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因发表《砂不见木》的讨林彪檄文，被革委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枪杀于银川市郊。
21、安徽省（1968.4.18）：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向林彪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22日到23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21日14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毛的批示，催生了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1月26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联合委员会”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省委的权。但由于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遭到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 “红革会”、“工人一司”、“工人三司”、“红卫军”，“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的反对。自此，以对待“一二六”夺权的态度，分裂成两大派：支持者叫“G派”，反对者叫“P派”。由于两派各不相让，同全国各地一样，从辩论到武斗，又从冷兵器相拼杀到现代化兵器攻防战，连续不断。3月27日，中共中央认定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立即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军管会，取严而代之。但由于军管不力，武斗不断。10月28日，军管会改组，由12军军长李德生任主任委员，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委员。12军进驻合肥等地。李德生果然不负使命，仅用了三个月，便从造反派手中收缴了各种枪支2.9万余支，火炮290门，各种车辆51台，还有大量弹药，基本上控制住了省会合肥市大规模武斗。
196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李德生为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为副主任。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按例配发编辑部文章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李德生、宋佩璋、万里。
在省革委会领导下，5月起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报导，到1968年年底，全省揪出“阶级敌人”43万多人。在残酷的逼供信中，数万人致死、致伤、致残，以霍邱县最为严重
1966年9月17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西安市号召“炮打司令部”。他把陕西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对准了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和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此外，在“炮打司令部”讲话中，他把文化、教育、学术界人士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人，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显然，他是中共惯常的以打倒他人来保护自已的左派当权派！
1966年9月20日，以西北局、陕西省委和部分军队高干子弟组成的“红色恐怖队”在西安成立。时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开基之子张文光任司令，西中、十一中等高干子弟云集学校的学生，是“红色恐怖队”的主要力量。他们在陕西煽文革之风、点文革之火和大破“四旧”中，大显身手，其中，许多人都是专门对付弱势群体的杀手。文革后，他们中许多人同北京“联动”中的高干子弟一样，得到了陕西省各级党政当局的重用。
同全国各地一样，从1967年到1968年间，陕西武斗不断，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为此，中共中央于1967年11月9日，下发了“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要求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监督铜川地区的“铜总会”和“铜总司”两派之间、渭煤系统的“红造总”和“联委”两派之间，实行停火，并收缴武器。
196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5月1日成立，任命李瑞山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等11人为副主任。第二天按例，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文章表示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
据报导，省革委会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共清出“阶级敌人”46,724人，增补地主、富农10,048户。在一打三反中，拘捕“反革命分子”1,934人，其中，判刑1,539人，处决101人，“畏罪自杀”8人，潜逃13人。又据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西省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
23、辽宁省（1968.5.10）：
1966年6月4日，辽宁大学因反校党委，有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到7月25日，全校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增加到409个，其中，哲经系陈玉凤被逼疯。
1967年1～2月，沈阳军区宣布“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并多次出动部队镇压。1967年4月，“辽革站”、“八三一”和“辽联”三大造反组织先后成立，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党内、军内派系的支持下，他们之间武斗频繁发生。
8月10日, 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宣布：“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鞍山问题的决定指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王鹤寿和其它市委领导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等人，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严重武斗，对鞍山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央决定撤销王、赵、罗、钟四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对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中央决定成立以39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12月7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做了书面检讨。12月8日，沈阳军区党委承认“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辽革站”，却对“八三一”和“辽联”两派支持力度不够，感情上有所疏远。
1968年5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革委会主任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副主任由李伯秋，毛远新，尉凤英等十五人担任。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依例配发“热烈欢呼”的编辑部社论。历任主任是：陈锡联、曾绍山、任仲夷。
省革委会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搞“群众专政”，随意抓人、抄家，私立公堂，大搞逼供信。全省被立案审查10多万人，被关押19.4万人，上万人致伤、致残或致死，十几万家属亲友受到株连。
1975年4月4日，敢于批评毛泽东的共产党员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枪杀于沈阳大洼刑场。
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时，在叶剑英等右派将帅的支持和林彪的默许下，四川省军区和驻军，从2月24日到3月中旬，就抓捕了造反派十多万人，史称“二月镇反”。其中，成都抓捕两万多，重庆市取缔和捣毁左派造反组织118个，迫其自动解散146个，抓捕2,253人。
当中央挫败“二月逆流”后，左派造反派翻身，但很快又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造反组织。在成都分裂成“红成”派和“八二六”派，在重庆分裂成“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有后台，都有军区或驻军的支持。他们之间的对立，与全省各地的造反派之间的对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各派都有军队的支持，他们之间的争斗很快白热化，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为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夫妇平反，给四川两派武斗火上浇油。
5月7日，周恩来批评成都军区，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接着他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一切职务，任命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刘结挺为副组长，负责筹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5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一切职务，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54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等人组成，负责筹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国华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15人任副主任。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依规发表编辑部文章“热烈欢呼”。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又指责“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林彪）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张国华病死后，主任一职由广州军区司令刘兴元接任。历任主任是：张国华、刘兴元、赵紫阳。
1969年3月25日，重庆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群众专政大军”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建立“群众专政大军”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到7月止，全市“群众专政大军”人员已发展到30余万人，出现了大量乱抓人、关人、抄家、刑讯逼供等武斗行为，伤亡数千人，被群众骂为“专群众政大军”。又据报导，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揪斗了一万多人后，宣布清理出2,600多个各类“分子”。
1969年12月，在周恩来主持下，调整了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12月25日，周说：“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由是，刘、张被撤。但在两年前即1967年12月19日，周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指示说：“打倒刘、张就是反对四川十条，就是反对了中央。”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1966年6月10日，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6月26日，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说：“全国要抓40万右派”。又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7月5日省委决定舍车保帅，抛出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高治国进行批判。阎说高是“牛鬼蛇神”。
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发出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止，共经历了43天。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9月初，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焦急地说：“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因为从公布《五一六通知》起已经三个月了。显然，阎、赵还在做九年前反右的梦。然而，他们失算了：毛泽东把矛头对准了他们。
11月3日，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昆明市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阎红彦被迫在大会上作“检查”。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自杀。1月12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时说：“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接着，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去支持电说：“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1月，昆明形成“炮派”与“八派”两大造反组织。26日，“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晚上，“八派”开进省委机关，当面向省委书记周兴、赵健民宣布夺权。
3月，中央批准成立云南军管会，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为主任，副政委张子明、云南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为副主任。李成芳支持“八派”，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省委书记赵健民等却支持“炮派”。两派武斗迅即激化。
1968年5月19日，中央任命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取代李成芳。8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谭甫仁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等8人为副主任。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文《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谭甫仁、周兴、贾启允、安平生。
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数万人在逼供信中致死、致伤、致残；在边疆地区建立政治边防中，揪出九种人28,162人，导致德宏州17,961人外逃到缅甸，红河州1,311人外逃到越南。
1970年12月17日，恶贯满盈的谭甫仁遭暗杀身亡。中央任命周兴为省革委会主任。
1976年十月宫廷政变后，安平生执行中央关于清查“帮派体系骨干”的指示，依靠“炮派”，把“八派”作为主要清查对象。据报导，清查波及全省一百五十万人，清查出“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骨干”5万多人，数千人被判刑入狱。(回本节目录)
1966年11月1日，红卫兵封闭福建省委办公厅大楼，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要调军队镇压，省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去，群众运动是符合大方向的。”
11月24日，叶飞支持的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的一万多人大会。会中，与红卫兵发生流血冲突，多人受伤。韩先楚表态，支持红卫兵，抨击叶飞。
在毛、周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1967年1月4日，叶飞向全省发表“向全省人民请罪”书：“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压制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打击了革命左派，使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1967年1月26日，保叶造反派冲击军事指挥机关，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是革命行动；2月7日，厦门取缔了十六个造反组织。于是，福建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对“一二六” 冲击事件和“二七”取缔事件的赞成和反对，福建形成了以“八二九”中心和以“革造会”中心的两大对立造反派别。前者受中央左派和省军区的支持，后着受中央右派和各级地方政府、人武部的暗中支持。两派都有坚强的后盾，各不相让，武斗频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总理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同志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但有困于以叶飞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强大，韩先楚“病”了一个多月。“病”好后，他改变了策略：在孤立叶飞的同时，向地方势力修好。8月22日他说：“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
1968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韩先楚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司令皮定钧等十一人为副主任。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依规发表编辑部社论“热烈祝贺”。历任主任是：韩先楚、廖志高。
在“一打三反”中，以韩先楚为首省革委制造了一起大血冤案：枪杀“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主要成员谢洪水、谢永祺等21人，打死8人，逼死12人，致残者28人，自杀多人。(回本节目录)
1966年7月，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通知要害部门加强警卫，要求各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
1967年1月，韦为自保，抛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贺希明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霍泛进行批斗。贺希明曾当过国民党政府广西航空学校政治教官和寿县县长，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霍泛曾被捕过，被打成叛徒。
1967年4月中旬，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声明支持红卫兵造反派。
1967年5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
1967年6月14日，周恩来发表了“保韦”讲话。在回答毛曾赞扬“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的话时说：“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笔者：指韦任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时，在击败法国的“奠边府战役”中作出的贡献）。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毛、周对韦的支持，确定了广西文革的走向，注定了“四二二”反韦的派的命运。
但到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改变了立场，他要军区端正态度支持“四二二”派。1967年11月6～8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被迫先后作了检讨，承认压制“四二二”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军区司令欧致富、军区政委魏佑铸、空七军政委焦红光等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7年5月以后，“四二二”与“联指”之间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烈度不断升级。直至1968年8月，已导致十多万人伤亡，成为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在韦国清的省革筹组领导下，不少地方刮起了大杀“阶级敌人”之风。资料显示，到1968年5月11日为止，在县以下，全区共诛杀“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等各种“阶级敌人”18,000多人。
当知悉中央取消对“四二二”派的支持后，韦即开始了剿灭政治对手的部署。从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煽动仇恨，挑起屠杀，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资料显示，区革筹组和广西军区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大开杀戒，仅在7～8月的一个多月中，全区又枪杀包括“四二二”在内的各类“阶级敌人”84,000多人。
1968年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腥风血雨中成立，双手沾满血污的屠夫韦国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人任副主任。1968年8月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历任主任是：韦国清、安平生、乔晓光。(回本节目录)
28、西藏自治区（1968.9.5）：
1966年10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的谈话中，传达了中共中央消灭藏族文化的决心。他以“解放者”的姿态说：“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又说：“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
1967年2月5日，“造总”等群众组织在拉萨市开大会，宣布夺权。西藏军区支持。
1967年3月，“二月镇反”平凡后，西藏自治区形成了“大联指”和“造总”两大派对立造反派。武斗由是开始，一发不可遏制。196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确认双方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196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批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示中确定：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原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王其梅（原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67年8月15日含忿去世。）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批示中确定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人任副主任。9月5日，西藏革委会在敲锣打鼓中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予以祝贺！历任主任是：曾雍雅、任荣。
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这是继1959年强行消灭“农奴制”后以“解放者”自居的汉人，主导的第二次强行消灭！ (回本节目录)
1967年1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新疆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反革命歹徒；但新华社记者则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1967年2月11日，中共中央规定：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年3月中旬后，乌鲁木齐市的造反派逐渐分裂成两大派：“三新”派和“三促”派。前者由省军区和原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的支持，后者由周恩来、中央文革撑腰。由是，两派互不相让，武斗不止，成了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十二个省份之一。
1968年5月4日，周恩来说：“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周说的“余孽”除“五类分子”、劳改犯、国民党起义官兵和盲流外，还包括支边青年。他说：“动员的上海、武汉、天津支边青年，上海尽量把工人子弟留下，把资本家的子女送去，从上海来讲，是对的，但你们那里增加了负担。”
1968年8月31日，新疆军区党委在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武光（原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吕剑人（原区党委书记）、张仲瀚（原新疆军区副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伊敏诺夫（原区政府副主席）、包尔汉（前新疆人民政府主席）等，代表了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报告建议龙书金担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人任副主任。9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编辑部社论予以祝贺！历任主任是：龙书金、赛福鼎、汪锋。
1972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文说：“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龙由是被撤，由赛福鼎继任。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发生“兵变”，新疆军区出动军队镇压，伤亡7,330多人；其中，枪杀2,170人，失踪8,137人。到八十年代，“兵变”被平反——这是中共先镇压、后平反即“先杀后抚”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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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是通过武力夺权实现的，其血醒性无一例外——这是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的写照。
据悉，在海外，有“民运人士”声称：“当年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人民群众在文革历史条件下，争取民主斗争的政治成果。”如果你不健忘，请回头看一看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过程：在那里，除了赤裸裸的权斗和鲜血淋漓的内讧、武斗外，你能感受到“天鹅绒”民主的温馨、嗅闻到“茉莉花”自由的芳香吗？又有人说：“（革委会）其得而复失，完全是因为老‘走资派’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可悲的是，这些“民运人士”还在“走资派”、“走无派”之间徘徊。他们竟然没有看到，无论是在毛泽东鼓噪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五、六十年代和“继续革命”的文革年代，还是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年代，抑或是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江、胡、习”时代，他们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旗号，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些官僚特权阶级的共同特点是：一谎言，二镇压，三腐败！寿命短暂的革委会，同“人民政府”的德性一样，都是一党专政工具，有什么值得赞扬、值得怀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