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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战危机——两党玩火，美帝灭火
正当中共“九大”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之际，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展开激战，造成数百人伤亡。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吗？非也！
自苏共党魁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热变冷，又从论战向武装冲突发展。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当时两国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摩擦事件接连不断。据统计，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中苏边境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就高达4,180余起之多。尽管冲突事件频发，双方都没有做打仗的准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狂躁起来的中国人，那些曾在砸印度使馆、砸印度尼西亚使馆、砸缅甸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大显身手的造反派们，那些曾在莫斯科红场上造反、扬言要对“苏修”实行“群众专政”因而导致同苏联军警浴血肉搏的大学红卫兵们，那些曾在派性厮杀中百练成钢“英雄”们，以及那些热衷内战、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横行霸道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权贵们，对摩擦事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频频发出“教训”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下称“苏修”)的呼声。
红卫兵髙呼：“油炸勃烈日涅夫！”(苏共总书记)造反派高呼：“绞死柯西金！”(苏联政府总理)据说，江青曾扬言，给她十万红卫兵，便可踏平莫斯科！这个“据说”似有丑化之嫌，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特有的骄狂和浮躁！
中苏对立中，客观形势是敌强我弱，至今未变。在敌强我弱又无外援的情况下，索要被侵略者侵占的领土，外交谈判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例如，日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承认俄占其北方四岛的合法性，即坚持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的立场，为后代子孙有力量在向俄国讨还失地时，创造了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利条件，不给侵略者留下任何赖帐文字或口头把柄。但在毛、林、周、江等人的鼓动或默许下，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被“人民战争所向无敌”的愚昧所湮没，冒险主义占了上风，解决边界冲突的外交谈判被边缘化。
在7,000多公里的边界上，除根据中俄不平等条约被苏俄侵吞的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外，还有许多被苏占领的有“争议”国土，其中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350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4,815平方公里的江东64屯，约103,000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30,000多平方公里帕米尔的部分地区，等等。此外，尚有许多被苏俄蚕食但多数中国人不知情的地区。如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三梭通公社发现：大顶山大队边境线以南，有一块约1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五十年代被苏军蚕食掉(1)。
图17-2：航拍珍宝岛 |
珍宝岛北距饶河县城45公里，是个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西靠中国一侧的一个小岛，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面积0.74平方公里。枯水期，小岛几乎与西岸连成一片，是一块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图17-2）。就国际法而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是霸道。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以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西侧为由，把该岛划归苏联所有，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从此形成争议，摩擦不断。
边界冲突不断激化。据中方统计：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苏边境上的我方边防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与苏军发生肢体冲突达10多次。其中，在1968年12月27日冲突中，我边防军人被打伤8人；1969年1月6日，苏军抓走两名捕鱼的我国农民；1月23日，苏军打伤20多名我边防军人，其中重伤9人；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多次围攻、毒打我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据苏方当年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康斯坦丁诺夫上校回忆：1968年，仅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40次打斗；1969年1～2月，在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使用棍棒，而是使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15支枪，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枪膛里都有子弹；于是，我们把边防哨所值勤人员加强到了50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下令，只要中国人一出现，边防人员可以向他们射击，将他们赶走；但我们并不知道，２月底，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已经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并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为了给“九大”壮势，造神运动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已将苏联晋封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因而对帝国主义针锋相对地斗争，就有了“理论”根据。于是，他回应“群众”要求，决定用武力“教训”一下没有赫鲁晓夫的“苏修”。于是，沈阳军区组成以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为首的前线指挥部，集中黑龙江省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和陆军第23军１个步兵团、２个侦察连、２个加农炮营和１个高炮营的数千兵力，准备“教训”。这是以全世界人民领袖和导师自居的毛泽东，继1968年4月16日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后，再次以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身分所做出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决定！
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毛泽东撇开外交谈判，选择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进行武装“教训”，是基于“苏修”不会为这个小岛大动干戈的冒险主义判断，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外患，强化专政，为召开“九大”凝聚党心！
经充分准备后，1969年3月2日，沈阳军区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潜入珍宝岛，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32名苏联军人。苏联人恼羞成怒，立即调来坦克、直升机、重炮和当时被称为“冰雹”的“秘密武器”BM－21火箭，于15日和17日两天，在珍宝岛南北数公里的正面上，实施报复性袭击：重炮、火箭射入我国领土纵深达6～8公里，造成大量军民伤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沿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
苏联人显然是认真了；其反击手段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由于担心苏联入侵，毛泽东下令“不要打了”。之后，苏军对珍宝岛和附近沿岸进行了狂轰滥炸，使珍宝岛旋又落入苏军控制中。对此，我边防军听之任之，没再认真反击，间或放一、二冷枪以示主权。但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蒙在鼓里的中国人，还以为我军已夺回并扼守住了珍宝岛。
是役，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死58人，伤94人。苏方认为，他们“吃了亏”。但据报导：我边防军伤亡100多人，而民兵和平民的伤亡约600余（另说800多）。
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在国外败北，在国内却取得了成功：全国各地都在欢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胜利。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戴着战斗英雄的光怀，在“九大”上，出尽了风头。由于是“自卫反击战”，负责指挥作战的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无法公开亮相，因而无法享用孙玉国的荣光。
尽管毛泽东宣布“取得了胜利”，也达到了为“九大”壮势的目的，但判断上的失误，非但没有夺回一寸领土，反而引发了中苏热核战争危机。
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共产主义者嗜血的本能，使苏共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在以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鹰派人物主导下，苏共决定“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计划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的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调动百万大军，陈兵中苏边境，随时入侵中国。于是，在新沙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冒险主义占了上风，开始了与中国打大仗、打热核仗的准备。
准备就绪的北极熊，为了给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刺激中国反击，1969年8月13日，苏军300多人在6辆坦克和两架直升机的支援下，突然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举围歼了一支我国边防巡逻队，致连长以下38名官兵无一生还(另一说为79人)。
令苏联意外的是，已获悉“苏修”核战谋图的毛泽东，此刻冷静得多：他开始正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没敢下令反击，因而无法宣布“胜利”。对于这个国耻事件，他不愿让老百姓知道,便下令不准报导。文革后，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军方在当年巡逻队罹难处，修建了79个墓碑。
图17-3：在珍宝岛缴获的“纸老虎”苏军军帽 |
毛泽东多次“论证”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图17-3）。但他对自己的“理论”并不当真，那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一旦“纸老虎”真地扑来，天才的他，决不会愚蠢地率领红卫兵，举着火把去迎击。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在苏共准备打大仗、打热核战争的压力下，毛泽东撤掉了“纸老虎”学说的伪装，在全国掀起迎击真老虎的备战活动。
1969年？月，他提出大搬迁的“地后山分小”的五字方针，开始把主要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按地下、后防、山区、分散和小型化配制方案进行拆迁、转移和分割，并使许多企业转为军工生产。8月，获悉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后，他下令全国各地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开展了挖防空洞活动。这种活动到1972年，演变成他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9月起，他开始大规模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其中，在京的中央党政机关、各主要单位、学校及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都按备战要求集中装箱运往“三线”或山区保存。在边境地区，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按备战要求向内地迁移。备战中，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到农村，等等。10月，笔者在密山县县政府大楼里看到，空空如也的档案柜、文件箱上，都贴上了“苏修，小心炸弹！”之类的封条……据报导，全国共拆迁、分割了数百家大型工厂企业，疏散了94万多人，还疏散了4,100架飞机，600多艘舰艇。大疏散，大搬迁的备战活动，使数百亿元付诸东流。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火，一寸领土也没有夺回，却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69年9月，全国已进入临战态势——北极熊这只真老虎，果真要来了！
1969年8月20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美方的意见，并要求美国保持中立。基于“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对苏共本质的判断，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大规模核战争的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通知苏方，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设法告知中国。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又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巧妙地把“绝密情报”透露给一个不起眼的小报，借以让中共深信不疑。
狡谲的美国人，充分利用中苏交恶之机，徐图渔翁之利。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失信气得发疯。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话虽轻松，但他对真虎北极熊的威胁，没敢掉以轻心。他明确地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好家伙，要准备死4个亿！这与1957年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漠视生命的狂言，同曲同工，一脉相承。那时他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什么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
苏联鸽派出于全球主要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和遭中国核报复等多方面考虑，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力图缓和紧张关系，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逝世后归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由于周恩来坚持过去中国与苏俄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会谈没有达到缓和两国关系的目的。但毛、周这个正确的民族主义立场（2）和错误的冒险主义立场，到九十年代，成了卖国贼江泽民、李鹏等留苏派卖国的借口。
柯西金回国述职后，鹰派勃列日涅夫主义卷土重来，冒险主义又占了上风。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刘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很快判明，维克多是苏联克格勃新闻代言人，他的文章是对中苏热核冲突中美国态度的一个试探。同时，美国侦察卫星显示，数千帐蓬一夜之间在中苏边境竖起，苏军已进入攻击阵地！
在中苏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召开了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安全助理基辛格等人参加的紧急国安会议。会议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为此，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三大措施：1、向苏联重申美国反对核战的立场，表明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2、利用各种渠道向中国示好，释放善意，通报情势；3、为了防止苏联一意孤行，巧妙运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准备的总统指令。”
苏联克格勃把“破译”到的美国“总统指令”，迅速上报给苏共总书记。一直在利用中美矛盾、认为中美仇恨不可调和的勃列日涅夫，忘记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名言，看完报告后，愤怒地大叫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建议，下令恢复边界谈判。
一场可以由外交途径来解决的珍宝岛争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在两个共产党“教训”和“消除中国威胁”的强权运作下，演变成两国之间的热核战争危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可能导致亿万人死亡的危机，却在“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政府的干涉下，烟消云散，转危为安！
对此，中国上层精英们自有“特色”高见。他们著文对中国老百姓说：“由于中国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目标，才使他们没敢轻举妄动！”还有人这么对中国老百姓说：“第二炮兵很快进入临战状态，展示了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使苏联领导人最终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
由此，珍宝岛这个巴掌大的荒岛，力排其他比它大几十倍乃止几万倍的被占领土，一跃成为名扬天下的耀眼红星，成为中共“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寸土必争”的象征！这种力排外交谈判而用“检芝麻，丢西瓜”结果连“芝麻”也没守住式的武装“教训”，尽管没有收复一寸国土，尽管备战又使中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却使毛泽东和中共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不仅达到了为“九大”壮势的目的，而且达到了利用外患强化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从而使血腥镇压异己者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找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
核战危机雨过天晴后，一直被中共骂为“反共狂徒”、“战争贩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被中共重新包装：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赞扬尼克松道： “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登陆中国，开始了中、美修好因而惊诧世界的“破冰之旅”！
行文到此，不得不说几句看似离题的话：
图17-4：左图为珍宝岛位置，右图上角为黑瞎子半岛位置 |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中共几代领导人，在解决被苏侵占的领土上，其立场几经变化：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是亲苏的放任主义；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冷淡时，变成了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的民族主义；到了中苏关系恶化时的六十年代末，走上了冒险主义；九十年代，为了抵御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对一党专政的威胁，又认敌为友，求助于中俄合作，最终走上卖国主义。为此，他们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以“既成事实”为由，抛弃民族主义，采取了与解决南沙群岛、钓鱼岛争端迥然不同的立场，偷偷干起了卖国勾当，与北极熊签订了领土条约，使俄国侵占我国的1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合法化，没有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丁点讨债的余地。他们做贼心虚，不敢让全国人民知道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只在《人民日报》不起眼的地方，发布一条简短“新闻”，力图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忘记。他们的偷偷摸摸丑行，与俄方大张旗鼓地公布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这么说，他们连日本国历代政治家们的徒子徒孙都不配当，他们只配当遗臭万年的中华民族天字第一号大卖国贼！然而，正是这些卖国贼，当了婊子还要给自己树牌坊。他们继承了毛“太祖”愚弄中国人的衣钵：在中俄领土谈判中，用出卖大量土地其中包括350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几乎一半的土地，换回了大名鼎鼎的仅有0.74平方公里大的珍宝岛（图17-4），然后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坊”——纪念馆，对中国人进行“寸土必争”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