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18章 文革第五轮大屠杀1借口）

第18章 文革第五轮大屠杀        

18章目录

    一、“一打三反”大镇压 

    1、镇压借口       

    1969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囚室中被折磨死去，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但彻底消除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普世价值的文化大革命任务，还远没有完成。1970年1月30日，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大管家”周恩来，将亲自拟定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指示》中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周大管家在报送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在1月31日批道：“照办”。

    在毛泽东和中共的词典里，“反革命”与“人民的敌人”是两个互为注释的同义词，有明确的定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规定：“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因此，一切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反革命。

    《指示》做出的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推翻了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承诺，成了镇压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的刽子手。

    1968年5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1969年4月5日，毛泽东同谢富治等的谈话时强调：“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它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又说：“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规定：“在对敌斗争中……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1969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说：“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

    眨眼一看，毛和周的讲话不无理性，也似有人性，但其鲜明的“恩施”色彩，使人们想到，他们的这些讲话，即没有法制观念，也没有人权意识，只有赤裸裸的封建帝王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这种统治权术的恣肆无忌，连他们自己剪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指示》下达后，上面“恩施”的一切都不算数了：毛泽东要“立威”了，他批准了刽子手周恩来的“推翻”，打开了大规模杀人的“魔盒”，开始了文革第五轮大屠杀！

    2月5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两个文件，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通知》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周大管家直接领导下，中央成立“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各地的“一打三反”运动。

    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理由是“充分”的，因而执行起来理直气壮，不容争议。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除了把法西斯暴行说成是“扩大化”外，不少精英还在为“一打三反”罪恶行径扬幡招魂。例如，为了替“一打三反”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作者阎志峰在《党史纵横》上发表一篇题为“‘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文章，在批评所谓“扩大化”的同时，为这个法西斯运动搜寻了许多“合理”的支点。他写道：

    1964年5月之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告，从1963年11月至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16股美蒋武装特务。1967年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印度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鲁冠南，宣判将其驱逐出境。1967年至1969年，解放军在华东、华南连续击落美蒋飞机18架。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这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大兵压境”的架势。8月13日,又发生了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气氛。8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 

    1969年国庆节过后，形势更加紧张。有关部门认定，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10月20日，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为此，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10月18日下午，林彪口授发布了四条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一打三反”的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道：“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则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显然，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翻版。

    近人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看法各异：一部分人认为正确，不先安内，焉能攘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完全错，安内的目的是强化独裁。笔者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安内”？正如“攘外”至少有战争和外交妥协两种以上选择一样，“安内”也至少有两种以上的选择，如镇压和民主整合。当年蒋介石提出的“安内”是镇压、围剿，1970年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一打”的“安内”术，是镇压、围攻；当年蒋迫于内外压力，接受了民主整合的建议，与中共合作抗日，而七十年代毛、周没有压力，只有随心所欲地镇压！

    作者阎志峰发表于2006年的这篇文章，坚持毛泽东镇压异己以安内的观点，替反人类的无产阶级专政树德，代表了中共大员和上层精英们的正统观念，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也许是“主旋律”的作用，上层精英们在普世价值的潮流面前，都能自觉同官方保持一致，以中国“特色”之名，宣扬镇压有理，拒绝民主整合。当弹丸小国以色列在周围虎视眈眈的军事压力下，为了生存，他们的“安内”政策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即民主选举、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对此，上层精英们视而不见。当印、巴两国剑拔弩张怒目相拼时，他们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对此，上层精英们不置一词。当台湾在大陆导弹、军演的威慑下，为了生存，他们的“安内”政策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对此，上层精英们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把当今台湾政局描绘或影射成“漆黑一团”，借以为镇压异己张目。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安内”的民主整合政体，上层精英们自有说辞：过去斥之曰“为资产阶级服务”；当中共新资产阶级崛起后，他们则应“主旋律”之命，巧言为“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权，毛、周他们像“解放”初期发动的“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毫无顾忌地开展起“一打三反”的法西斯运动，而且他们还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毫无阻挡地把法西斯运动进行到他们想要停止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