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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祸中华
毛泽东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这些较有人性的“恩”字号话，都被他“一三一”的“照办”两个“威”字号批示，批得一干二净，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经典力作之一！
据知情的史学家们披露：1970年2月至11月的10个月中，受到非法批斗、审讯者不少于200万人；从中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高达148万人之多；其中，逮捕了28.48万多人，枪杀了9,000多人(另说3万人以上)；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包括自杀、虐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十万人以上。
这是继一年前清理阶级队伍大屠杀后的新一轮大屠杀，亦即文革第五轮大屠杀！
“一打三反”是在周大管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不同政见者心狠手辣的周恩来，充分利用各地“支左”部队首长、军管会负责人和以军人为核心的革委会，主持“一打三反”运动，以残酷批斗、杀一儆百之红色恐怖，震慑广大异己分子。
为了防止杀人“扩大化”，中央下达了杀人控制指标。指标指令各地诸侯，不杀人不足以威慑，但“杀人不可过多”。“控制指标”体现了周大管家恩威相济的人治权术。
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一位知情者看到当年安徽当权派是如何考虑杀人指标、如何决定谁该枪毙的。他写道：“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杀多少？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样的官腔下。”
为了鼓励屠杀政治犯、思想犯，中共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迅速在南京组织了几次大屠杀：继3月6处决了11名政治犯后，4月28日又处决了12名，7月24日又处决了24名，12月10日又处决了10名。江苏各市县也相继学着省府杀人，据说杀人上千，成了全国之最！在湖南，省府长沙在三月间，开了两次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思想犯。由于各地杀人过多，引起上层议论纷纷，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施之以“恩”，收回了死刑审批权。这样，数千政治犯躲过了杀戮。例如，长沙将召开宣判大会，要处决60多名政治、思想犯，因死刑审批权被中央收回，不得不将死刑改判为徒刑。其中，杨小凱死里逃生，被改判为10年徒刑，意外获得了生存权，才使得他后来能成了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
在档案尘封的条件下，有良心的史学家们如丁抒等，利用他们的名气，从几处地方志上查获了一些“一打三反”的历史纪录。例如：
《西平县志》记载：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沂水县志》记载：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173人，处分84人，3人自缢身亡。《泰兴县志》记载：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多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户县志》记载：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662起，“定案”处理483人。《安阳市郊区志》记载：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2,392人。《邢台县志》记载：河北邢台县“挖出”122名“反革命分子”。《松江县志》记载：上海松江县定性处理2,975人，其中被判徒刑56人，管制10人，“在政治性案件处理中，又产生了一批冤假错案，非正常死亡53名。”
据《宁波大事记》记载：2月17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浙江镇海县2月28日至3月24日，发生自杀事件20起，其中死16人。
《历史的审判》一书记载：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于是，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打张”的学生。炮打张春桥一案，株连近千人，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自杀5人，逼疯3人。
据报导，1970年2月初，广西北海市革委会成立了“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3月12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批示“二五”文件精神全面围歼反革命》的动员报告，提出要在10天内，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主要目标是：侦破反革命标语案(包括过去发现的)，侦破收听反动电台案，侦破偷越或准备偷越国境案，查办严重破坏生产案件，查办历史上的杀人放火案件，查办历史上可疑的人或事，查办散布帝、修、反反革命言论的案件，查办清理阶级队伍中揭出的问题未做清理的案件，等八大案件。3月9日至10日，全市3万工、干、群斗争了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4月8日，市工交战线4,800多人批斗了17名“帝修反别动队分子”；4月11日，市革委会组织3.2万人批斗了16人，当场逮捕4人(后复查均属错捕）。5月4日至5日，市革委会又召开全市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主会场参加人员6.6万人，市内设404个收听点，1.6万人收听了主会场实况转播。会上8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了徒刑，4名能坦白交代、积极退赔、检举揭发他人的人员免予刑事处分。会议期间，全市划分13个“战区”，设大小战场560个，坦白检举登记站404个，共批斗干部群众500多名，582人被逼迫交待问题。会上披露，该市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自杀事件39起，死亡24人，其中，5月4日至9日，共发生自杀事件8起。
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记载：1970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陕西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是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的留用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着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据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某自治区从1970年2月开展‘一打三反’，到十月，搞出所谓‘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2,768名，其中由公安机关逮捕4,395人，拘留审查4,059人，在整个‘清队’、‘一打三反’中，具不完全统计，生产建设兵团共揪出所谓各种‘坏人’70,000多名，各地区揪斗了159,900人。在运动中，兵团系统刑讯逼供，打死、逼死2,769人，各地区自杀的有2,700多人，被打死的有640多人……”
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人们很难知道全部实情。据一些研究者估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包括自杀、打死、折磨死和“依法”处决的人数，应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弱势群体。但也有文革学者著文认为：“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然而，1970年12月，刚刚进行了十个多月的“一打三反”运动，嘎然而止，各地计划进行的杀人“公判”，也突然不搞了。原来，毛泽东在12月全国公安会议前，发出了新的“最高指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对主持“一打三反”大砍大杀的周恩来，当头一棒！据笔者估计：毛对周的当头一棒，至少使上千名等待处决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绝地逢生！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当头棒喝，是毛、周较量的一部分：毛在把自己打扮成菩萨的同时，却把鲜血淋淋的人权暴行，都推到了周恩来的头上。
尽管“一打三反”嘎然而止，但它的“辉煌战果”，再次显现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由于保护中共特权阶级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有功，被中共戴上了“人民好总理”的桂冠。但不论“主旋律”对周如何粉饰，人们还是能从那顶光彩夺目的桂冠上看到：
宝石顶戴，血光闪烁，三眼花翎，鲜血欲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