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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案种种
⑴、偷越国境血案
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拟定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下达后，北京市紧紧跟上。2月21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各单位下发了一个《通知》，公布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并于2月下旬大开杀戒，为全国树立了杀人的榜样。这批55名“罪犯”中，除少数例外，都先后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之下。
“民愤极大”的首犯顾文选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顾文选是怎样“恶毒攻击”又是怎样“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其详情老百姓无权知道。但从顾文选的简历中，便知他“恶毒攻击”的“严重”程度和手中掌握“我国重要情报”的“机密”高度。
顾文选，男，1934年生。1949年，他15岁时“参加了革命”，在杭州公安局工作，并且是一名共青团员。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5年7月1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一场践踏人权的“肃反”运动，迅即在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事业（包括公私合营）的各个角落里展开。在北大“肃反”中，顾文选自以为出身好，历史清白，亲友中没有地、富、反分子，没有海外关系，“肃反”怎么也肃不到他的头上。然而，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写了一篇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抛弃原配的小说，触犯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即“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忌：丑化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就是丑化工农兵，就是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是“人民”的大敌。于是，转瞬间，他变成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成了“肃反”重点对象。运动中，他挨了批斗，遭到了毒打；自以为清白无辜的他，遭毒打时还了手，反被捆绑起来，住了四个月的监狱，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害。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肃反”运动，有400多万人被整肃批斗，错整错斗率高达93％。面对这种无视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法西斯暴政，顾文选异常愤怒。到了1957年，他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蹂躏人权的“合法”性，又堕入毛泽东的“阳谋”圈套中：他向强权挑战，直言控诉“肃反”运动对他的迫害，质问“公理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遂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比顾文选小一岁的笔者，也有一段与顾兄既类似又相异的经历。笔者七岁丧母，父出走后，在安南中国远征军中服役，讫今不知所终，凭亲友接济熬过童年，十二岁便辍学流落街头。14岁半当兵参加了解放军，历史清白。按理，“肃反”不会肃到我的头上。但因笔者喜书好文，爱发表不同见解，曾被领导批评为“爱耍小聪明”；又因笔者曾不经意说了一句胡风集团成员路翎的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被人告发，而从日记中抄出的两首情绪低沉的小诗，也成了罪证。于是，转瞬间，“爱耍小聪明”的笔者，变成了“暗藏的反革命胡风分子”，遂成“肃反”重点，旋遭残酷批斗达半个月之久。又因在批斗中不服，“犟嘴”，曾遭两次毒打，险些被打成胡风分子。20岁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笔者，被逼着去想“这是‘新中国’的民主、自由吗？”。两年后，在1957年的“阳谋”中，同顾兄一样，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蹂躏人权的“合法”性，直言农业合作化走得过快、“肃反”有些过火等，又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分子。独立意识再次被激活，逼着你自问：“这是为什么？”除了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者外，中共对任何稍有自由意识者的思想和言行，都是要记录在案的。因此，笔者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旋被清出部队。而档案中那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像被带上了沉重的镣铐一样，压着我跌跌撞撞去了北大荒，踉踉跄跄度过了中年，当我悠悠忽忽熬到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时，刚伸了一下腰，才舒缓了一口气，便步入暮年，走进秋风叶落黄昏雨之中！
不幸的是，顾文选被打成右派后，无处伸冤，便思念起日夜牵挂着他的妈妈。他偷偷地跑回杭州家里，找母亲哭诉。结果呢？不知触犯了毛官家那条刑律，他被抓回北京，以“非法”偷跑罪，判了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不知触犯了毛官家那条刑律，被限制在清河劳改农场“留场就业”，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妈妈身边，人身自由再次受到严重侵犯。所幸的是，笔者被发落到北大荒，一去十二年，当是活罪自受，没人怜悯，无人牵挂，自然也无思母恋情，因而也没有五年牢狱之苦。更为不幸的是，被逼得走头无路的顾兄，一时糊涂，竟愚蠢地选择北投苏联，想到那里去寻找自由。哪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苏联共产党也不把他当人看，像对待畜生一样，把他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讯。由于榨不出情报来，便把他甩渡给中国。所幸的是，笔者当年常在中苏边境线上走动，抬腿跳过铁丝网便是苏联，但从没有越境念头。尽管有人告密，说我企图越境，曾使官方一度监视过我的行动。因为，当年笔者心底清楚：同是共产主义，那边的空气不会比这边新鲜。一念之差，使笔者避开了杀身之祸，而顾兄则惨遭灭顶之灾！1970年3月5日，顾文选同十多名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枪杀，其中，包括人权先驱遇罗克。留给人们思索的是：顾文选一介文弱书生，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投毒，更不具有盗窃国家机密的条件，唯一的“错”是被逼“非法越境”，究竟有多“反动”？有多“恶毒”？究竟有多少“罪行”以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民愤”又何在？从而后顾兄被平反来看，这一切都是周大管家麾下编织的不容置辩的强盗谎言！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异常聪明，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他的才华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所赏识，将他调到该所当实习研究员。文革中，黎澍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沈元也成了“历史学界十大学术权威”之一的“罪名”，遭到残酷批斗。由于他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一时糊涂，便买了盒黑色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躲进马里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惧于中共的肆无忌惮，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因而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到枪毙前的一刹那，他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他二十多人都倒在血泊中了，他被押了回去。但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在“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是个幸运儿。他被《通知》指控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反革命分子，自然难免枪毙。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与总理周恩来、公安部部长李震熟识，其母陈布文曾当过周的秘书，而张郎郎又是在延安出生的红色后代。紧张的幕后操作之后，军管会遂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赦了张郎郎一命，“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的“罪行”，也被一笔勾销。正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恩威相易自有其理！
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自然对周恩来感恩戴德。出狱后，他在《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谈到了“关于周恩来的角色”问题。他为周开脱罪责，在文中写道：“‘一打三反’整个要做这件事，是周恩来写的汇报，建议要搞‘一打三反’。这是个角色的问题，他不写，也有人要写……”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镇压合理”的谬论之一。他还回避了“一打三反”的法西斯运动，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遗憾的是，到九十年代，竟有人质疑平反：“非法越境”罪不应免除。笔者试问：合法出境自由在哪里？中国《宪法》中虽有“迁徙自由”的条文，但平民百姓却无“迁徙自由”的自由！曾记否？在“到处莺歌燕舞”的三年灾难中，数千万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被民兵围堵在家中饿死，连“旧社会”允许他们外出逃荒的自由都被无情地剝夺了，那里还敢奢望合法出境谋生！在毛泽东时代，合法出境是官僚特权阶级的专权，平民百姓岂可与共？“非法越境”是被无产阶级专政逼出来的。请看今日世界：除北朝鲜、古巴等共党极权国家外，有几个国家还在坚持实行“非法出境，以罪重处”的野蛮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