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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言论自由罪种种
a、批评“伟大领袖毛主席”罪
在四川芦山县劳改中的反革命分子胡风，1970年1月，因在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画像的空白处写诗，被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判处他无期徒刑。
陕西康县农民易道均，因在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说了句“哪里能活一万岁”的话，被县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70年6月，执行枪决。
湖南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卖猪换“红宝书”、“请毛主席像”，说这是“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后，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被判死刑，1970年5月8日执行枪决。
同案犯青年女社员李启顺，是丁祖晓的好友。她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声援丁，被判死刑，也遭枪杀。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不妥当、不全面”。1970年3月22日，以“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罪，枪杀于兰州。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32108钻井队的青年工人刘延德，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打问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五年徒刑。
1970年8月，被枪杀在宁夏银川的青年学生吴述樟，“罪大恶极”的罪行是：他竟敢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文字旁边，批写上“放屁”两个字。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197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当年被处决。
1970年8月，河南许昌市枪杀了临颖县人大代表、县一高权威教师王炳灿。他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滔天罪行”是，他竟敢在日记里写下了许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字。但“恶毒”文字，当局至今不露。在数万人参加的市体育场宣判大会上，他带着“口罩”，扬着头，挺着胸，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西北角。
此外，本书还记载了多位因批评毛泽东而被枪杀的烈士，他们是：
书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的刘文辉，批判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的林昭，反对毛泽东血统论的遇罗克，厉声“要毛泽东放下屠刀”的陆兰秀，大呼“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的张志新，斥责毛泽东是“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的王申酉，希望“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当皇帝”的史云峰，不屈于强权、为民主权利而死的李九莲，抗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意见的陆洪恩。
b、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罪
在“群众专政”的红色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据报导，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枪决的人，在两万八千以上。笔者搜集了一些为刘少奇殉葬者。
在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他坚持“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的观点，于1970年2月25日，死在枪口之下。
在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1970年2月21日被处死。
在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说“刘少奇打不倒”。他被勒令检查，但他却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为此，他付出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代价。
在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他拒不改变观点，甚至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他被判死刑，枪杀于1970年4月23日。
在湖南，《新湖南报》原编辑锺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