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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一打三反”典型：邵阳县纪实
根据陆芒编著的《老虎坪纪事》一书记载的史实，笔者选、删、改写如下：
湖南邵阳县在1967年的“群众专政”中，曾在杀人上大显过身手的毛的“群众”，杀人的手又发痒了。1970年农历正月初八，他们在县里召开的三千干部誓师大会上，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汪某杀气腾腾地说：“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杀！杀！杀！……”，他一口气喊了七个杀字后，高呼道：“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县革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所谓“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严重的地区”，去领导、督促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县直属机关，集中各系统2,000多名干群，分三期在县一中举办所谓“学习班”，开展“一打三反”。县革委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领导“学习班”；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习班”。某部政委在“学习班”培训会上说：“现在是二百米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号召：“领导者要威风凛凛，指挥者要杀气腾腾，执行者要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经过毛式“群众运动”规则的运筹，果然“战果累累”。据邵阳县公安局粗略统计：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织98起,成员744人。（最后落实，除一起涉嫌立案外，其余全是假的。）全县农村展开的“一打三反”运动，刚刚一年，也取得了“辉煌战果”。据1974年地县联合调查团摸底统计：共打击了19,721人，其中，贫下中农等劳动人民17,016人，占被审人数的86.3%；有15,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123万多元；有6,417人被关押，抄家1.6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有300多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数十个家庭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
该书还记录了几多个人和家庭的悲惨遭遇：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怀疑他是只“大老虎”。毛的“群众”用“车轮战术”轮番“轰炸”,在用各种刑罚狠狠整了他两天两夜之后，他躲在厕所里用剃须刀片，刎颈自杀。死后,被宣布为“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下花桥医院革委会副主任李根银，因看不惯刑讯逼供的做法，对人说：“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一句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批斗三次后，刎颈自杀。
下花桥区发现了一条“打倒毛泽东”的“反标”，疑地主出身的完小校长、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酷刑之下，邹说：“口说不信,我自剖心肝,让你们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当众菜刀剖腹,肠胃全部流了出来,急救无效身亡。后经省公安厅鉴定，反标非邹所为。
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运动中疑他有经济问题,关在大队部的“学习班”里。适逢他爱人生女,向治保主任请假去塘渡口购买坐月子食品。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后,疑其借买东西为名去县城里告状，便派人追打成重伤，第二天不治身亡。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有五个月的身孕, “一打三反”中，遭人诬陷,被人强迫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脚盆里,名曰“坐水牢”,活活折磨而死。
河伯公社上阳大队十九生产队贫农陈勋尧,曾贩卖过几匹土布,“一打三反”中，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遂上吊自尽。
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贫农谢习之, 篾匠（用竹子薄片编制用品的手艺人）。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三年,年年按规定交纳费用,未欠集体分文，却被县革委会工作组打成“资本主义典型”。他们给他算了三笔“剥削”帐：1、三年中先后带徒弟六人,按每年剥削每个学徒180元计,共剥削3240元,再按60%退赔，计1944元；2、在外给人打晒簟（凉晒农产品的竹席）936床,每床获暴利0.5元,计468元；3、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修屋,剩余部分木料,做了四副棺材,出卖两副,得230元,重罚500元。三项合计2,916元,命谢立即退赔。谢见了罚单后，旋即悬梁自尽。
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刘再兴，回乡知青，贫农。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折磨46天，打得遍身是伤，后吊死在大队部。
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贫农回乡知青谢龙，因参加过“横空出世”的造反组织，运动中把他关押到大队，逼他承认该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严刑逼供下，谢不堪忍受，碰壁而死。其老父见儿子被整死，悲愤交加，一命呜呼。
县肉食品公司职工何文亮，下中农出身，以诊猪诊牛为业。“一打三反”时，被抓到邵阳饭店毒打致死。临死时，他高喊：“我相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有一天会胜利！”
红石公社石湾大队贫农社员邓星飞，因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中被诬为反革命，先后在公社、大队关了十一天，受尽种种酷刑；后被人用铁棍活活打死，反说他畏罪自杀。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中农邓星杞，195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先后在本县二中、四中、五中任语文教师，1970年调县教师训班教语文。因学员们要求去韶山参观的请求没被教育组批准，他们选出九个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革委会请示，犯了“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罪。邓星杞被打成“幕后操纵指挥者”，批斗七天后，悬梁自缢。由于宣布他“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其妻随之自杀身亡，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祖父母被活活气死：一家三代冤气冲霄！
长乐公社民办教师田南堂，为人心直口快，敢讲真话。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书记弄虚作假，害得群众冒饭呷。”公社书记批评他以下犯上。他说公社书记的屁股没有坐正，还说大队书记为了向上爬，给县委X政委送茶油、送鸡婆、送猪肚子、猪腰子、猪舌子等等。公社书记说他恶毒攻击县、社、队三级领导，反动之极，宣布逮捕法办。田在县监狱绝食五天后暴毙。但暴死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据《邵阳县志》记载：在“清队”高潮的1968年7、8、9三个月中，全县共杀死295人，自杀277人，毒打致残204人；其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又“有300多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显然，“一打三反”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和发展。邵阳县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因而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苦难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