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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恩来统领清查“五一六”
不论是清查“五一六”，还是“清队”和“一打三反”，统帅是毛泽东，领军人物不是林彪，也不是江青、陈伯达、康生，而是毛的大管家周恩来。
当“伍豪事件”挂起来后，周恩来遭到了毛、江集团支持的“五一六兵团”等造反派的肆意攻击，迫使他萌生退意。但历史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毛泽东做出了与右派妥协的决定：逮捕江青的得力助手王、关、戚。9月7日，毛泽东又明确发出了取缔“五一六兵团”的指示，并谕示江青及中央文革，全力支持周恩来。
倍受鼓舞的周恩来，打消了退隐的念头，昂首挺胸，统领党、政、军三路人马，开始反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及其思潮的挑战。
1967年8月31日，他在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你们（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
1967年9月18日，他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讲话时说：“‘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
尽管他知道“五一六”思潮的推动者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尽管他知道毛泽东替他清除的王、关、戚，不过是“五一六”真实后台江青的替罪羊——几个“变色龙”、几条“小爬虫”而已，但他必须坚定不移地与中央文革的主人江青站在一起。他说：“‘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在周恩来的直接统领和江青等人的违心支持下，才蹦跳了几个月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全军覆没，被彻底摧毁！
到此，“五一六”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到了1968年，“五一六”阴魂突现；但不是“五一六”借尸还魂，而是毛泽东根据他授意的“蜜友章”告密信，要借尸整肃左派造反派。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领导和推动全国清查“五一六”工作。对此，金春明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说：“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显然，这是“主旋律”声音。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五大领袖之一(1)，爵位如日中天，何须自荐？
金春明教授是中共上层精英，他同其他许多御用精英一样，在文革中，竭力为“與论一律”服务，文革后，又竭力为“主旋律”服务，因而，他们创造了许多可笑的荒诞的历史，清查“五一六”运动焉能例外？
例如，他说陈伯达把持专案组大权后，“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又说：“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因此，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笔者：谁“认为”呢？他们回避的领军人物的大名。)追查登记表、追查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查‘五一六’的日程。然而，追呀追呀，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于是提出，组织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罪行，要从清罪行入手。(笔者：谁“提出”？他们又回避了领军人物的大名。周恩来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然而，清呀清呀，越清越清不出头绪，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1970年１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由于能独占档案资料，他便轻而易举地把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责任推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身上。
金春明等一类上层精英们，还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当王、关、戚倒台后，他们说王、关、戚是“五一六”的后台；当杨、余、傅被撤后，他们便把“五一六”操纵者的帽子扣在三人头上；陈伯达被批后，他们没有放过他；林彪摔死后，他们又把“五一六”后台或操纵者的帽子扣在林和他的“五虎上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头上；只有到毛泽东死后，他们才敢把“五一六”后台的帽子扣到江青的头上。为了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在邓小平“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的命令下，他们不仅放过开始支持“五一六”后来又打倒“五一六”的统帅毛泽东，更刻意放过秉承整肃造反派的旨令在清查“五一六”中造成大规模人权灾难的领军人物周恩来总理，也放过了直接在周领导下的专案联合小组组长吴德。
因此，那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在金春明等一类御用精英们的著书立说中，几乎看不到它的踪影！
1969年9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布署清查“五一六”时说：
“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
“66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
在他直接统领下，文化教育系统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面展开，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五、六十个“五一六”分子。
1970年11月，实际上已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向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发出指示说：
“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
在他直接统领下，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面铺开。在北京，吴德回忆说：“（北京市）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在湖北，1971年清查高潮中，仅仅一个武汉钢铁公司，把历史有些小污点的造反派，例如,曾在三年灾害时期做过小生意犯过所谓“投机倒把”等“罪”的，一次就枪毙了13人；另外还有18个待处决的“坏头头”，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在江苏，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李香芝，因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精神失常”后，“疯话”毛泽东曾污辱过她，被判死刑，1971年9月2日执行枪决。
外交部的清查工作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在全部4,000（另说3,000？）多工作人员中，仅“五一六”分子就抓出1,700多名，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个别司甚至更多。何方是早早被批斗“靠边站”的外交部官员。他回忆说，周恩来在外交部打击“五一六”分子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的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做出了保卫中共官僚特权体制、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定。1972年10月,《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发表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强化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诚然，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也说了许多注意政策即“施恩”的话，诸如“不要逼供信”，“千万不要扩大化”，“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群众是受蒙蔽的”，等等。但由于运动本身是反人权、反文明、反法治的法西斯暴行，而“扩大化”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因此，“注意政策”的说教，不过是控制运动平衡的一块砝码而已。
权力可以打扮历史，但只能打扮于一时；金春明等一类御用精英们，遵照“主旋律”的规定，力图用真假搀和的办法去篡改历史，漂白周恩来等人，历史能答应吗？
与封建帝王将相一样，周恩来也善于玩弄“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人治权术，但玩得不如毛泽东泼赖。杨小凯教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中说：“不幸的是，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周恩来受毛泽东之命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结果又造成了严重的人权问题。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竟然再一次打人权牌——用平反的手法，将周恩来置于极为危险和被动的地位。”尽管这段文字有为周恩来抱不平之嫌，却反映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主人与打手之间合乎政体的默契：打手应具有善当、甘当主人替罪羊的“革命情操”！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清查“五一六”，作为毛泽东助手的周恩来，其凶悍的强人形象已裸露无余：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他煽风点火，亲临一线，对“反动权威”、“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实行红色恐怖，指挥红卫兵打、砸、抢、烧、杀，演足了对独裁者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在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他明喊打倒，暗中保护官僚特权阶级，做尽了令党政军要员们感恩戴德的人情，也埋下了被谪为“投降派”的祸根；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他毫不犹豫地捍卫中共官僚特权体制，用血腥手段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反抗，曝透了屠戮异己者的凶残兽性。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和人权灾难中，都记录着周恩来的殊功；历史也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周恩来是弱势群体屠杀者、中下层人权灾难的主要制造者和中上层官僚特权阶级的主要保护者。例如，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曾不无担忧地说：“总理可不能倒！他一倒，我们都成没娘的孩子了！”因此，他被弱势群体、中下层贫困百姓骂为“人类的恶魔”，被中上层权贵、精英和既得利益者戴上“人民的好总理”的桂冠，都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