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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清查“五一六”
周恩来设计借毛泽东之手清除掉江青的得力干将王、关、戚，取得了与江角力中一个回合的胜利。他乘胜追击，要北京市的谢富治和吴德，清理王、关、戚安挿在北京市领导机关中的爪牙，他们多数都是反周的“五一六”分子。谢、吴不敢怠慢，迅即成立了抓“五一六”办公室，把清查的矛头对准炮轰周恩来的干部和群众。
对此，在谢富治病故后升任第一书记的吴德，在二十年后的《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一文中写道：“‘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因此，可以认为，北京市第二轮清查“五一六”，是从清查中央文革江青、戚本禹等人安插在市革委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的。
尽管谢富治、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铲除了中央文革安置在北京市领导机关中的爪牙。但正当他们乘胜扩大战果时，突然冒出了个“杨余傅事件”，诡谲多变的政治形势，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紧跟周恩来的后果。于是，在清查“五一六”上，他们变得谨慎小心起来，甚至有按兵不动之嫌。北京市第二轮清查“五一六”运动，由是结束。
然而，令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后院突然起火，外国语学院右派“红旗”造反派成员“蜜友章”状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不抓“五一六”。毛泽东见信后，立刻批示：“北京市不抓‘五一六’。”并“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的批示，使谢富治“十分紧张”；但谢、吴很快有所省悟：他们从《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里得到了启示，毛泽东要镇压他曾利用过的、依靠他们向右派夺权而流血牺牲的左派造反派；他们又从蒯大富在大会堂里大哭和工宣队开进北大、清华圆中看到，毛泽东要取缔他曾热情赞扬过的、依靠他们向右派冲锋陷阵的左派红卫兵。于是，他们紧紧跟上，把北京市第三轮清查“五一六”对准了“三指向”。所谓“三指向”，按吴德的说法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由是，“三指向”也成了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方针。显然，这种扩大了的“五一六”定性，涵盖了所有跟着毛泽东闹革命的左派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涵盖了给领导贴过大字报的普通老百姓。
窥见毛泽东又支持周恩来，北京市便把清查“五一六”的矛头对准了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平头老百姓。他们在排查包括“夺中央外交大权”的15件大事中，突出抓了围困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午门大会三件事。按吴德的说法，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干的大事。
对于围困中南海事件，笔者在本书第14章《拖死国家主席刘少奇》一节中有所描述。这里着重指出的是：1967年7～8月间，围困中南海“誓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揪刘行动”，被中央文革、北京市委和《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定性为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据当年造反派印刷的《三十一天慨而慷》一文中记载：“刚成立不久的新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纸张，印刷报纸和传单。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援。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然而，在北京市第三轮清查“五一六”中，1967年曾被吴德等市委领导热情支持过的“‘揪刘’革命行动”，到了1970年，竟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可笑的是，在北京市委派出的调查组所写的《关于围困中南海事件：初步揭发、交代、调查情况》的报告中，在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的同时，却作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的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就这样，善于说谎造假的吴德等中共权贵和精英们，“名正言顺”地将他们积极支持过的围困中南海的“‘揪刘’革命行动”，诡称为“以反总理为目标”的“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可悲的是，毛、周的中共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信口雌黄式的造假手段并不高明，但在“舆论一律”的专政下，却能大行其事，中国没人敢公开说个“不”。
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午门大会事件，都是外交事件，与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密切相关。但这是否可以说是“五一六”分子与周总理“对着”干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本书第12章第三节中已作过介绍，此不累述。午门大会事件呢？
午门大会源发于缅甸华侨中的左派学生被缅甸军政府镇压的事件。1966年底，缅甸军政府当局规定，华侨学生不得佩戴毛泽东像章。但在中国驻缅大使舘的支持和鼓励下，左派学生，无视所在国当局的规定，把“无限忠于”和“造反有理”推向国外，与“反动政府针锋相对”地斗争：他们把像章越做越大，越戴越多，有的还故意多戴几枚。1967年6月22日，在仰光华区中心的两所学校里，左派学生所戴的毛泽东像章，被学校当局强行拽下，然后丢入厕所中，引发了左派学生静坐抗议。亲共华侨，闻讯赶到学校声援，遂与缅甸记者发生冲突，被缅甸军政府指责为殴打记者。据报导：6月26日下午，当左派学生继续在校园内静坐示威的时候，数千“暴徒”包围了他们，勒令他们结束示威，无果；27日上午，在缅甸军政府的支持下，手持铁棍、短刀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党员几万人，一批接一批地冲进华侨学校和仰光市区华侨集中的地方，袭击左派学生和华侨，捣毁华人商店、住宅，打死学生和华侨40多人，打伤100多人。消息传入北京后，各路造反派义愤填膺，很快在午门前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声讨缅甸军政府法西斯暴行，是谓“午门大会”事件。出于义愤，一些造反派，冲进缅甸大使舘，乱砸了一通。
如果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午门大会是两起孤立事件，那么，说“五一六”分子与周“对着”干，就缺乏根据；但这两起事件却不是孤立的。请看：
1966～1967年间，由于红卫兵、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中国与已建交和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在国内，严重的外交事件有：1967年6月18日，北京造反派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北京造反派又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北京造反派火烧了印尼大使馆；8月22日，北京造反派又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在国外呢？在欧洲，我驻外使馆的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被东道国提出抗议；在非洲，我援建人员中的造反派，因要在工地上竖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还有一些驻在国使馆中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向街头来往行人硬塞“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国群众的抗议；在中东，我驻外使馆中的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在法国，一个演出团体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引发一片嘘声，使馆官员对此提出了批评，归国后，批评者被打成反革命，等等。最大丑闻是：69名留英、法等国的学生，回国途经苏联时，到红场上造反，高声朗读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扬言要对苏联修正主义实行“群众专政”，因而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冲突中，有30多名学生负伤，其中重伤４人。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荒诞、野蛮而令人作呕的丑闻呢？
权力拜物教使毛泽东失去了理智；他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权力情结，又使他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要用“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来掩盖数亿中国人在“瓜菜代”煎熬中的贫困生活。于是，他要把他的思想及其载体《毛主席语录》，推向世界，为世界革命制造舆论。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东方圣经”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和罗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权贵们强有力的支持，这本小小册子，印刷数竟高达50多亿册，并很快由全国风靡世界。其中，用英、法、僧伽罗等24种文字印刷的《毛主席语录》，输送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按当年全世界30亿人口计算，全世界人均持有1.5册以上。显然，这是毛泽东决心要把他的思想及其载体《语录》推向世界的证明。而此时，中国权贵和上层精英等毛左们，紧紧跟上，利用所有媒体，对中国人进行“洗脑”：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中国也因而成了全世界人民响往的胜地。”于是，被毛左们誉为“世界革命先锋”的红卫兵、造反派，便应劫而生。
为了支持红卫兵、造反派在国外的造反行动，毛泽东在1968年4月16日，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分，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接着，在1970年5月20日，他又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分，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和号召，再次激起了红卫兵、造反派在国外造反的革命狂潮。
然而，毛左们支持的“世界革命先锋”的红卫兵、造反派，虽在国内横行霸道、但在国外却处处碰壁。到了1970年，特别是在中苏核战危机被“美帝”化解后，毛泽东的发烧头脑，才有所降温：在发出“五二○”号召刚逾半年，他便赞扬起他要“打败”的“美帝”总统尼克松：“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又不情愿地下令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由是，红卫兵、造反派在国外的荒诞、野蛮、丑恶的造反行径，才宣告结束。
从系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上来看，不排除有“五一六”分子与周恩来“对着”干的嫌疑；但更不能排除的是，做为毛泽东先锋官的周恩来，在“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上，一直同毛的前台打手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大员站在一起，对酿造的一系列丑恶的外交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可见，“五一六”分子制造的围困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午门大会等野蛮的非法事件，其始作俑者是反“五一六”的毛泽东。因为，他的“解放全人类”、“支援世界革命”、“造反有理”、“夺权”、“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等等“最高指示”，都是“五一六”思潮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见，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大员们，都是“伟大统帅”的先锋官或马前卒，因而，都是“五一六”思潮鼓动者和丑恶外交事件的制造者。
根据“打倒小鬼、解放阎王”或曰“贬谪臣下、褒美君王”的赤文化，吴德便在北京市大抓起“五一六”分子来。对此，他写道：
北京市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的人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怎么“摆、查、揭”又怎样“触动”、“留宿”、“走读”呢？为了洗净双手，吴德又轻描淡写地披露了几句真情：
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做为领导全国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他的回忆，力图证明，“违犯政策的”都是下面人干的，与他无关。你相信他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从吴德那真假搀和又轻描淡写的谎言里，看见了一些侵犯人权的真实记录！
一个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造反派头头孟祥才，在他的《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一文中，针对刑讯逼供写道：
运动开始，我心地坦然，反正我没有参加“五一六”，自然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后来听了工军宣队传达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某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我就意识到在劫难逃了。因为只要承认学部有“五一六”组织这个假前提的存在，我就逃不掉“五一六分子”的噩运。专案组对我的逼供信就充分发挥了这个假前提的威力。他们问：“×××说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吴、林、周、洪、王、傅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骨干分子，对不对？”我明知道不对，但当时却只能回答：“对。”又问：“既然对，那么，傅崇兰是光杆司令吗？他一定要发展组织，在历史所，他第一个发展对象是谁？”因为在历史所的造反派中，我与傅崇兰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任“革筹”小组长时，我任副组长。于是我回答：“依照逻辑推理，他第一个应该发展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确实没有发展我。”我的回答自然是“负隅顽抗，态度恶劣”。于是，对我用车轮战术，分两组人马，轮流进行逼供，不让我有休息机会。我在极度疲惫，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只得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一旦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就必须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职务和“罪行”。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待”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又如，1973年3月1日，北大校党委扩大会议在讨论了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后表示：经两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117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有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会议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 但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中，多人因“有因”而丧生。著名学者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女婿、很有学养的北师大青年教师王德一，以“炮打林副统帅”罪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在一次残酷批斗后，1970年上吊自杀，时年33岁。
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治下的北京，一句顺口溜广为流传：“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
在北京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打死、自杀、致残、致伤？因档案尘封，拒绝调查，人们暂时无法知道其具体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