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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江苏省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以“反许乱军”等罪名抓出的“五一六”分子多达30万人，被打死、自杀、致残、致伤者无数。（由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又多相重叠，因此，各个运动的伤亡人数也难以一刀切清。）从某些渠道披露出来的有：
南京大学是清查“五一六”突破口，由许世友的副手省革委会副主任、原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大校亲抓，以图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吴不负许望，很快清查出“五一六”分子1,560人，其中有21人自杀身亡，成了全省效法的经典。
在省“五七”干校，仇视“五一六”、批臭“五一六”、深挖“五一六”、全歼“五一六”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一片红色恐怖气氛。干校3,000多人中，抓出“五一六”分子1,600多人。
省革委会45常委中，有25人打成“五一六”分子；省农业局64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五一六”；省科技局被视为“五一六”的黑据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有“五一六”嫌疑分子400多人，其中打成“五一六”分子并关押起来100多人，自杀5人。
南京市２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自杀300多人；其中，南京市公安局、市中级法院600多干警，159人打成“五一六”，自杀4人；女演员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李香芝，因反对挑选女演员为中央首长陪舞，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整得“精神失常”后，她写了些暗示毛泽东曾污辱过她“疯话”，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南京军区内有298名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
盐城地区公检法机关的500余干警中，有327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无锡市抓“五一六”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超过五万人，死于“抓‘五一六’学习班”中的81人。
毛泽东死后，江苏省被称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之一。
对于这场强加于江苏人民头上的灾难，“主旋律”的学者、作家们同中共保持一致，他们说，这是“‘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造成的。然而，历史打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造成这场灾难的“‘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激烈反对“四人帮”的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
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26年8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1927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中共红军里的漫长的军事生涯。
许世友凡事敢做而敢当，粗野而狡黠，鲁莽而机敏，武断而恤下，是一位聪明大老粗式的农民英雄。他的一生中，曾两次向毛泽东下跪；而这两次下跪，给他的一生涂上一层浓重的传奇色彩。
第一次向毛泽东下跪在1937年的延安。
许世友是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旗下的一名师长，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是张国焘倚重的一员爱将。在延安红军大学里清算张的“分裂罪行”时，红四方面军里许多人，纷纷倒戈，落井下石，许世友却替张国焘辩护。一天，他突然冲到主席台上，大声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打不过敌人，换一个地方再打嘛，怎么能叫逃跑主义呢？”许的辩护，换来了一片叫骂声：“打倒张国焘的徒子徒孙许世友”、“许世友是大别山的土匪”等等。接着，他陷入了残酷批斗和严刑拷打中；当延安县妇女部长的妻子雷明珍，也被迫与他划清界线，离了婚。许世友气得破口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这句话被定性为“阴谋组织暴动，要抢去张国焘，枪杀毛泽东，还要炸平延安”的罪状。
许世友狂怒到了极顶，他把一腔怒火指向毛泽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天才的毛泽东，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为了说服许世友，毛泽东当面示好：“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来向你道歉！”。毫不领情的许世友，怒火胸中烧，跳起来对准毛泽东就是一拳。早有所料的罗瑞卿一声令下，把许世友捆得结结实实。被捆住的许世友对着毛泽东大骂：“别来那一套。要打要杀老子都不怕，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毛泽东，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要是有枪，非毙了你不可！”毛泽东本想宽待许世友，想不到却挨了他一拳，气得他悻悻而去。
为了稳住红四军的军心，毛泽东决定重演历史上刘邦赦蒯通、太宗厚魏征的故事。当许世友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之际，毛泽东传令召见许世友。许世友以为毛又在耍花招，大喊道：“见他可以；给我一支枪！”许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罗瑞卿把一支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交给了他。（如果你以为压入枪膛的子弹都是未经处理的真子弹，你也忒小觑未来的公安部罗部长了。）许世友握着手枪，大步向毛泽东的办公室走去。但走着走着，则越走越慢。当他走进办公室看见到毛泽东时，突然把手枪扔到地上，“扑通”跪了下去，痛哭流涕道：“主席，俺错了！”从此，许世友成了毛泽东的忠臣良将。
三十年后，许世友给毛泽东第二次下跪，那是在1967年的上海。
1964年，毛泽东考验许世友的忠诚，问他：“如果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许世友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干他个驴操的！不论他是谁！”毛泽东听了大为满意，当面表扬许世友党性强；文革前夕，毛泽东对部分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抢着表态说：“我就带兵进京‘勤王’。”毛泽东高兴地对亲信们说：“许世友的屁股始终是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经受了严峻考验。从“横扫”到破“四旧”，又到批“资反路线”，他越来越看不惯。他在家里骂道：“什么革命小将，一窝土匪！”进入1967年，“伟大领袖”号召“夺权”和“全面内战”，他奉命“支左”，曾得意于一时。但很快在“支左不支派”的明明白白的模糊中，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泥沼中。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成了受压一派的炮轰目标：“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的呼声越来越高，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密副手南京军区副司令、军区海军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被造反派打死在小水井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另一亲密副手南京军区副司令、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被造反派打掉八颗门牙，在死亡的路上，被他武装抢救了回来；他还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被造反派抄了个底朝天。
他恨透了造反派，但对支持造反派的“红司令”毛泽东，仍然忠心不贰。他知道，“红司令”曾多次发出“保许世友”、“不准揪许世友”的“最高指示”；但粗中有细的许世友，看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玄机：“红司令”说要保萧华，萧华被打倒了，家也被抄了；“红司令”请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到北京谈话，结果被双双关起来了；“红司令”说支持北京军区，结果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和军区司令员杨勇先后失去自由……他得出结论：他保不如自保；绝不能落入造反派之手，否则，死不了也要脱层皮。于是，他称病躲进了大别山军事重地医院。
南京的左派造反派(主要是“好派”)，很快从中央文革那里得到了情报，组织数百人，奔赴大别山捉拿许世友。许世友早有准备：他对军区工程兵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他派人到来大别山必经之路的六安市，向那里的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警告造反派，不要冲击军事重地工区和医院，否则，“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中央文革电话命他参加“群众”大会，许世友大叫道：“我不去！要命有一条，污辱不答应！”扬言：“谁敢污辱我，我就开枪打死他！”
许世友是个聪明的大老粗——鲁莽中见细巧。他能充分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人们对他生性粗野的看法，把鲁莽运用得恰到好处：他的武力不仅吓走了造反派，还使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对他束手无策。在八大军区中，他是唯一敢于以武力对抗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的司令员。按当时的“批资”大方向，把一顶“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是没有任何冤情可谅的；但毛泽东却对他网开一面。
1967年8月17日，毛泽东派张春桥把他从大别山请到上海。第二天上午，他见到毛泽东后，便倒头下跪，磕了个大响头，“痛心”承认他“犯了错误”。
许世友一个响头把自己磕上了天安门。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他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毛有意向南京军区和江苏省造反派传达一个信息：许世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不准揪斗，更不准打倒！——南京造反派特别是受中央文革支持的坚决打倒许世友的“好派”，终于发现：他们被出卖了！
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毛泽东任命为革委会主任。上任前的21日，他表态道：“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当许世友集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时，下令：“今后谁敢造反，格杀勿论！”显然，鲁莽而机敏的他，从王、关、戚和杨、余、傅事件中已经洞悉：政治气候要大变。到了1970年，机会终于等到了：在“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中，他对左派造反派大开杀戒，欣赏到了久违的杀人快感。
“一打三反”伊始，他分批处决了“现行反革命”57人，其中不乏“好派”造反派。此外，他还处决了组织“马列小组”质疑时政的学生查金华，处决了书写“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标语口号的知青陈卓然，处决了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的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李香芝，在常州市，还处决了在日记中“为彭德怀鸣不平”的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大校，等等。特别残忍的是：在“一二一〇”处决中，“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与他年届六旬的母亲林舜英，被并排捆绑在同一辆刑车上示众；在刑场，娘儿俩并肩跪在一起被枪杀！1980年复查时。上述案件全部被确定为冤杀，无一例外，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认定：“‘五一六’组织遍布全江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和欺骗性，十分危险。”因此，他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号召全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地打一场全歼“五一六”分子的人民战争。
在清查“五一六”高潮中，许世友带着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的由左、右两派造反派代表参加的市革委会议上，许世友登上主席台，恶狠狠地说：“深挖‘五一六’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当初去抄我的家，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抄许世友家的是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报复心态，宣泄无余！“反许乱军”的“好派”成了清查重点。在他的得力副手吴大胜亲自督战下，“好派”第一把手、江苏省革委会常委文风来，被清查成疯子！
1973年波谲云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开始把周恩来当成心腹大患。他批评周恩来“不议政”、“不议军”，批评抓“五一六”扩大化，还严厉批评了“右倾回潮”，他重新起用被打倒了的邓小平，欲其取周而代之。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暗批周恩来的运动正式拉开帷幕。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在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丁盛、彭冲、吴大胜、杨广立、许家屯等人的谈话时，叶剑英对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出现的所谓“扩大化”即法西斯化，提出了批评。他说：
江苏深挖“五一六”的严重错误，说罪行也不为过，许世友当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一把手。像收拾江渭清、陈光、包厚昌、杜方平这样的高级干部，没有他的点头，吴大胜、蒋科等人没有这个胆量。但主持江苏省委日常工作的吴大胜和蒋科等人也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他们是实际操作者，是打手，是他们在仗势欺人，指鹿为马，是他们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在无中生有，加油添醋，所以中央对吴大胜的批评特别严厉。
叶剑英在批评中，有意淡化许世友的法西斯罪责。
有人说，许世友是领导全国抓“五一六”运动总指挥周恩来的替罪羊，笔者不敢苟同；但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