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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查极小“北决扬”
武汉全面清算左派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从1969年秋天清查“北、决、扬”思潮和所谓反革命组织开始的。
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直接向湖北省下达了《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指示》说：
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中共中央的《指示》，宣判了“北决扬”的死刑。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后，在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的领导下，从清算“北决扬”入手，在“三新”、“三钢”等左派造反派组织中，大抓大揪起“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据报导，省各级革委会、军方与死灰复燃的右派造反派“百万雄师”的残余势力联手，在全省抓出“五一六”分子60多万。其中，据官方《武汉大典》记载：武汉市“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
在左派造反派中找“坏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到1971年进入高潮。据报导：仅在武汉钢铁公司一个左派造反派的“根据地”里，一次就枪毙了“五一六”分子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左派造反派头头，集中到湖北省二招“学习班”，准备对左派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18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
武汉“北决扬”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武汉“北决扬”的全称是“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组织。该组织最活跃时期，也不足千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和冯天艾。同湖南“省无联”一样，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他们宣布：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断定：“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他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
他们说，他们要效法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北京人民公社”。那么，“公社”的原则又是什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写道：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按普选制选出的城市代表所组成。这些代表应该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更换。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应当不是国会式的，而是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向来都是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被革除了一些政治职能，而变为随时可以撤换的社会负责机关了。其他一切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得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水。……
为了实现“北京人民公社”的理想，他们根据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主张用武力实现“公社”。他们说：“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他们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他们还认为，在中央，拒绝“公社”坚守“官僚资产阶级”体制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在“七二○事件”中曾支持过他们而现在又反对他们的“文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
从1967年到1968年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利用《扬子江评论》这块阵地，发表了许多与当权派观点相左语言不恭的文章，叫响了“北决扬”；一时间，形成了“北决扬”思潮！现将其主要文章，摘要抄录、简评于后。
1967年到1968年之际，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大调整、大转折之时。被“阳谋”大师玩弄得晕头转向的决派联络站精英们，愚蠢地以左派自居，不识时务地提出他们要主宰中国的诉求。1967年12月10日，他们在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一文中写道：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像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扬子江评论》的头头鲁礼安，为了向毛泽东表忠，提出了比“三面红旗”更加激进的早被毛不得不终止了的农业政策。1967年12月30日，他在《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写道：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技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
五州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猪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给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则分批付给。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等，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1968年1月25日，正当十一个省市先后成立省市革委会、湖北省革委会行将成立之际，由于无法成为革委会的多数派，决派发表了“消灭”新生的革委会的《决派宣言》：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用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念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在“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旗帜下，积极宣扬暴力、战争，对抗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反对“放下武器”。1968年5月16日，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一文中写道：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辩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产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1968年6月12日,《扬子江评论》发表了《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文章，提出要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派”，改造共产党。文章说：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分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1968年6月20日，《扬子江评论》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的文章。文章在对各种派别进行了划分后，他们自封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时代的任务”是主导革委会，使革委会过渡到北京人民公社，尽管毛泽东早已否决了“一月风暴”夺权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要求。文章说：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绩。
从以上文章可以看出，“北决扬”的作者们，是一批幼稚的、激进的、很不成熟的革命者，尽管他们的理论，都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旨条条中找到根据。但这并不证明他们多么高明。请看，他们在马列毛主义里找到的根据，大多都是当年中国人熟知的句子：
他们关于“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的思想，来自于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为了打倒党内右派，提出的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新概念。毛泽东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还对外宾说，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们关于“新农村”设想和“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新的大跃进的期待，来自于毛泽东造成数千万饿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政策。他们要终结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思想，来自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对毛泽东“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条条的迷信，显然是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拜。他们对中共“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诉求，来自于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的说教。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1月5日毛泽东又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他们对“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恭维，来自于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十六条》第九条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尽管“北决扬”的理论，都能在马列毛主义的原旨条条里找到根据，但他们不是纯正的马列毛主义的信徒。他们不懂得“一切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马哲教义，不懂得毛泽东“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的“一分为二”权谋哲学，特别是他们不懂得“出尔反尔”在他们面前表演过许多次却没有人敢说不的根源，因而，他们不懂得也跟不上“阳谋”大师毛泽东玩弄的统治权术——暗中策划的两个过渡：一个是从“造反有理”支持左派红卫兵，到“造反有罪”取缔左派红卫兵的过渡；另一个是从号召左派造反派夺权、内战，到取缔、镇压、围剿左派造反派的过渡。
两个过渡使“北决扬”处于灭顶的边缘。对此，他们不仅视而不见，而且还把“谁主沉浮”的希望压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上；他们历史知识的浅薄和目空一切的愚蠢，注定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惨重代价！请看，他们“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正是一步步把他们逼向坟墓的部署：
1966年底，毛泽东号召“全面内战”，1967年初，又号召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夺权”，8月4日，他又下命“武装左派”。但仅仅过了22天，便开始了与党内右派党、政、军大员们的妥协进程：8月26日，他抛弃了支持左派的功臣王、关、戚，人称“八二六”事件；左派还没有武装起来，他便签发了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到了第二年，随着各省市革委会的建立，利用左派造反派夺权的使命已结束，他便改变战略，签发《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开始了镇压包括“北决扬”在内的左派造反派的部署。
文革之初，毛泽东批判刘、邓派工作组接管学校领导权是“镇压学生革命运动”；但到了1968年，同他镇压左派造反派的部署一样，也开始了对学校左派红卫兵的镇压。就在“北决扬”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文章一个多月后的7月26日，由北京市60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把红卫兵和包括他们“北决扬”在内的左派造反派，统统撵出了历史舞台。
“北决扬”天真地认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但毛泽东可不像他们那样天真：毛是取其所需。例如，“巴黎公社原则”之一的“普选制”，在马克思那里都是含糊不清的，操作起来，与“资产阶级”选举没有质的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难以把它们区别开来。对此，毛泽东同其他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一样，以种种借口拒绝兑现。在文革纲领《十六条》中，虽有“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规定，但却是一条并不实行的官样文章。又如，巴黎公社“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的原则，毛泽东同其他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一样，如获至宝，并把它发展成腐败丛生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有的则发展成为父子承袭制和兄弟依存制，一直沿袭至今。“北决扬”想要实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岂非天方夜谭！
夺权前“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夺权后则变为任命制，这是毛泽东固有的“变色龙”哲学的表演和部署。在这种哲学面前，亦即在因夺权、保权而变化的不同政治任务面前，“北决扬”以原旨马列主义来反对变化中的马列毛主义，显然是走不通的。他们不懂“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马列毛主义原则，抑或叫做“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属”的教义；他们也不是什么民主斗士，自由精英和人权卫士：假如时代给了他们走通的机会，毛共可能被瓦解，取而代之的他们，也将是另一个独裁政权, 如果他们不改变原旨马教立场的话。
当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看到《北斗星学会宣言》后，特别是看了刺眼的“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的句子后，勃然大怒，公开宣布“《宣言》极其反动，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1968年5月，鲁礼安在铁山遭到绑架，“失踪”两个月后遭到逮捕，并判十二年徒刑。其他13名核心人物也受到了不同处置。
由于“北决扬”思潮在湖北有较大影响，被中共中央界定为“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湖北省有数万人因同情“北决扬”或持“北决扬”观点，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