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18章 大屠杀17第四波自杀风潮）

    三、第四波自杀风潮     

    1970年2月初，自中共中央发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接着又在3月27日发动清查“五一六”运动后，很快就形成了文革第四次自杀风潮。据统计：在2～10月的“一打三反”运动期间，约有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粗略估计，至少有五万人是自杀身亡的；在长达三年多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死、自杀、致伤、致残、逼疯的数十万人中，粗略估计，也有十万多人死于自杀！

    笔者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等有关纪录，摘录出了第四波自杀名单：1970年自杀身亡者名单(2)和1971～1973年自杀身亡者名单(3)，供参阅。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记录甚少。 

    下面从《自杀名单》中选出几位遇难者，以传立之、悼之！

    陈子晴，男，江苏无锡人，1926年生，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高教六级副教授。其“罪行”是“恶攻”，即“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文革后，当局对他做了复查。“复查结论”是：陈在文革中交代了一些错误言论，在复查中不幸逝世，按革命教师对待。不思悔改的中共当局，在十年“浩劫”后，仍把批评他们党的领导人的民主权利，判定成“错误”，而他们在西安交大害死数十个人的法西斯暴行，不仅不是犯罪，连个错误都不是。这种复查是混淆黑白的继续。

    空尘、纯志、德乘，三人均为佛教徒，男。1969年11月27日，云南省在清查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时，清查专案组报请云南省革委批准，将昆明市华亭寺、太华寺、筇竹寺、曹西寺、庙高寺、胜阳寺等寺庙的64位和尚、尼姑、居士以及还俗人员，集中到华亭寺，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实行关押审讯，追查他们的所谓特务罪行。在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非法关押审讯中，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逼供，空尘、纯志、德乘等人，不堪“学习”的暴虐，先后上吊、投水自杀而去！ 

    崔容兴，男，1945年生，复旦大学数学系65级学生。毕业后，分在上海横沙岛军垦农场。1970年，他的同学方析元（曾改名方农）被打成“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崔容兴仅仅因为曾经和方析元通过几封信，便被农场当局非法“隔离审查”。由于据说他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汤恩伯的农业顾问因而“出身不好”，审查中，被“逼供信”酷刑特别“关照”。他不堪凌辱，于1970年7月上吊自杀身亡。事后当局证明，他和所谓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毫无关系。

    杨文，男，山东文登人，1920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由于他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成了革命干部，被任命为西安交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然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1939年去过东北、1942～1943年在家养病和1947年国民党攻打烟台时他在烟台陈家庄养病等三个历史问题，有叛变和通敌嫌疑，遂被关押“审查”。1970年3月29日，他不堪折磨，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像杨文那样“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

    姚培洪，男，上海人，38岁，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文革初即被关押“审查”。他的主要问题有：解放后参加反动组织，表现落后、反动，有攻击性言论，有盗窃国家机密和企图叛国的嫌疑等。被关押审查期间，他备受折磨，因不堪凌辱，于1970年5月19日跳楼自杀身亡。文革后期，官方“复查结论”认为：姚在经济困难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

    所谓“经济困难时期”，是指在1960年前后三年里有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年代。那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的罪恶政策造成的。官方不但不追究造成那场大饥荒的罪魁和帮凶，反而把对其祸国政策的批评，结论为“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显然，这种复查，是人妖颠倒式的复查。

    孙凤池，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男，1929年11月29日生。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自缢身亡。

    伊钢，男，32岁左右，南京林学院教师。1960年，伊是上海市复兴中学的少先队辅导员，后考入武汉测绘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林学院教书。1971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时，被指控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堪迫害，遂卧轨自杀身亡。

    董临平，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学生，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自杀身亡。   

    1967年7～8月，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面，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那是在中央文革鼓动下由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发起的，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参加。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向学生提供大量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供学生们印刷报纸、传单；运去大批宣传品和广播器材，供学生们宣传使用；他们还下命有关政府部门，用大卡车给学生运去茶水、食品等日常生活用品，支持学生们长期坚持……为了感恩戴德，在这一行动中，学生们在报纸上留下了篇篇报导和纪实文章，欢呼“三十一天慨而慷”。

    三十一天慷慨的“揪刘”行动中，建工学院红卫兵“新八一战斗团”是行动的中坚力量，他的头头们都成了当时响当当的“革命小将”，其中，20岁的机电系二年级女生董临平，更是个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然而，他们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傻瓜式的聪明使他们无法洞悉毛泽东的权谋，他们被愚弄了：当他们失去了夺权价值，便成了刘少奇的殉葬者。1970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中共当局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他们当年曾热情支持过的“揪刘行动”，改判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的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于是，董临平被清查成“五一六”分子。在“隔离审查”的批斗中，她被迫“交待问题”和“低头认罪”。7月的一天，她上吊自杀了，为毛泽东的权谋付出了代价，成了“死敌”刘少奇众多殉葬者之一！

    第18章附注： 

      附1、五大领袖   （回原注处）      

    或称五大常委。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出的五个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而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11人，他们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进入1967年，由于常委中刘、邓、陶被打倒，常委朱、李、陈(云)也随之“靠边站”，剩下来的五个常委，就是“九大”选出的五大领袖。

     附2、 1970年自杀身亡者名录23名(大部分死于“一打三反”中）（图表无法粘贴） 

    附3、1971～1976年自杀身亡者名录9名(多数死于清查“五一六”中)（图表无法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