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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刘文辉：被枪杀的“十六条”批评者
——文革中敢于同毛泽东和中共对着干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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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男，1937年生，上海人（附1）。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上海沪东造船厂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1962年，他曾想偷渡国外，发现后，被指控为“蓄谋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遂被押回上海“监督改造”。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发出了反人类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月28日深夜，基于对毛泽东和中共祸国殃民罪行的强烈义愤，在弟弟刘文忠门外放哨守护下，刘文辉伏案奋笔疾书四个小时，一气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万言书，严词批驳了《十六条》的反动性。第二天，他同其弟一起将“万言书”复写了14份，分别投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全国最著名的大学。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被判处死刑，就义于上海，时年30岁。
刘文辉是当代的谭嗣同！他是时代的楷模，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英魂！
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有意为谭嗣同提供保护；但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旋被捕，于1898年9月28日，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刘文辉对其弟刘文忠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又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气概，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遂就义于上海！
由于档案尘封，笔者无法看到《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万言书和他的一些著作；但人们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罗列出的“罪行”中，可以感触到他那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判决书》中给他罗织的“罪名”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
毛泽东的中共，预设的这种反人类的法西斯式“罪名”，早已被历史所唾弃，但在当年的中国大陆，却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人们还可以从他的遗书和胞弟刘文忠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书中，看到刘文辉热爱生活、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反抗暴政的宁死不屈的英雄侠气。
在清理英雄的遗物中,亲人们发现了他藏着的《刘文辉遗书》。他在《遗书》中写道：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
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 “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说”专栏，其内容针对毛反动方面公布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以上系网络版，笔者未做勘校）
从《遗书》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文辉曾逐条对“十六条”进行了批驳。例如，《十六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遗书》对之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十六条》规定“‘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遗书》则提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十六条》规定“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遗书》则宣称“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十六条》规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遗书》则要求“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十六条》规定全国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遗书》则号召“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等等。显然，刘文辉是文革中敢于同毛泽东同中共对着干的第一人。可叹的是，在全民昏蒙中，他被迫孤军奋战，终致“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
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是其三哥的同案犯。1966年10月，他利用国庆节休假期间，去杭州替三哥文辉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高等院校投递批驳《十六条》的匿名万言书。案发后，被逮捕入狱。1979年3月，这个自小患小儿麻痹症致左脚伤残的残疾人，前后遭监禁、劳改、管制近十五年之后，被上海高院宣布无罪平反。2004年，他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人生路》，在澳门出版。人们可以从刘文忠的笔下，看到刘文辉短暂一生的坎坷和伟大。现将该书中描述刘文辉部份，摘抄于后，以飨读者。
★记得是一个多月前，9月28日深夜，辉哥把他深思熟虑后书写的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抄写成十四份，装成十四只信封，交给我。这是向全国最著名的十四所大学发出的匿名呼吁书。他要我到杭州去悄悄投寄。辉哥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狂澜奔腾，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十六条是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和控制，是残害知识分子和国家忠良，我一定要大声疾呼地揭露它！遏止它！”辉哥又说：“这件事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我不怕，你怕不怕？”我恳求辉哥不要干，他风华正茂，才气横溢，何必去撞死在最高当局的枪口上呢？！但是辉哥却两眼炯炯，视死如归，他指着早在桌上放着的两条亲书毛笔题词说：“范仲淹说得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亨利·柏德列也说：‘不自由，毋宁死’。”我沉默了，答应他去投寄。因为我自小对聪明睿智的辉哥佩服万分，始终认为他所作所为总是对的。10月1日，国庆17周年，我独自一早乘火车到了杭州，下车后即找邮筒投寄匿名信。接着乘公共汽车到秀丽的西子湖边，沿着湖滨大道，一路寻邮筒投寄。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投完匿名信，登上南高峰的灵隐寺，但见寺庙荒废，游客寂无，正在叹伤文革“破四旧”带来灾难时，一摸背包中还剩下一封匿名信未投寄。情急之中，向坐在寺门口的一位戴纠察袖章的女同志打听哪里有邮筒，她扬手指点说，转弯靠办公室墙上挂着就是。我毫不考虑地跛着左脚去投掷了。这时，我松了口气，辉哥交办的任务完成了，赶忙返回车站，搭乘夜车回上海。过了一个月，我借了同学的红卫兵证件，又穿上二哥留在家中的旧军装，离开上海，出外大串联去了。怎能料到，串联个把月回到上海家中，当天夜里就被公安逮住，是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暴露了问题，引起东窗事发呢？老审讯员说得对，我还年轻，今年才刚20虚龄。古人说：“二十而冠”，二十岁要戴上成年人的帽子，可是我二十岁，却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投入监牢。
★辉哥回到家中，我们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经过情况。由于嵊泗位于舟山群岛之中，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辉哥能长年收听到海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当时大陆全封闭，最高当局推行愚民、压制、混淆视听的阶级斗争政策，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况。而辉哥了解和看清世界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差距情况。他长时期博览群书很有抱负。他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暴虐”；他尊重科学、教育、艺术，厌恶对人民推行愚民封锁政策。他勇于奋斗，要改变强加给他的右派困境，所以一直想出国去看看，寻找新的生活和世界。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一直在攻读英语，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书籍，他在嵊泗常独自一人出海游泳，以增强体魄，几年锻炼下来他能在海上游出万米以外。船厂许多人佩服他的才学和人品。他结识了少数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厂工人、船员、船老大和来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曾合谋偷偷潜上渔船或客轮驰出公海寻求政治避难。后来此计划在64年“四清”运动中被胆怯者出卖而落空。出事后辉哥一人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
★八年多的“右派”灾难与“现反”帽子，不仅没有压垮辉哥，反而使他磨练得一副铮铮铁骨，在人间炼狱中炼出来一双火眼金睛。他系统大量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特别熟谙毛泽东选集，他又广涉力能所获的有关西方大哲学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经典名著，他从黑格尔、费尔巴哈、杜威、安吉尔、厄德诺、艺达基、马德瑞、华盛顿、林肯等人的著作、传记中追索、比较研究、深思熟虑。他深入地阅读、研究了胡适的不少著作，通读了鲁迅全集，以及胡风和他弟子们的许多作品。他还将中国古代孔孟先贤思想同西方先哲睿智言行作比较研究。为了更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制度，便于作东西方比较，他刻苦自学大学英语，与一些在交大、外语学院当老师的中学老同学交流、探索、辩论，朋友们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锐洞察力，那种摆脱禁锢的犀利智慧。自从戴上“现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后，除了白天受监督劳动，几乎天天夜晚读书思考不断。“文革”全面开始后，尽管屡遭非人的批斗、抄家、残酷惨虐，他思想车轮却依然在奔驰不息。
★白天，辉哥照样在里弄与老父亲一起扫垃圾、掏阴沟，即使一连几个通宵，他忙于去大学院校串联，没有合过眼，双眼熬得通红，但还是卖力地接受监督劳动，甚至时时叫老父亲少做点，让他全力来负担，专政队看到他滚得一身肮脏、卖力干活的样子，以为他真的在认罪改造了，其实谁都不知道，辉哥他恰恰在对着“文革”的腥风血雨冲锋陷阵，他早已把个人的安危、自身的劳累、命运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说，也想写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他还说，现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在这“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华大地，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让亿万民众团结起来挽倒狂澜，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泽东祸国害民路线。辉哥告诉我，他已经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他心中还在策划，想着手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专栏，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抄写贴到大学校园中去……。
敢作敢为、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性格，使辉哥心里燃起更猛烈的斗争怒火。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许他已深思熟虑了，犹如黄继光孤身扑上敌人的机枪碉堡洞口那般，断然地摊开了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叫我去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窃偷看，突然撞进家来坏了大事。他伏案奋笔疾书了４个小时，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辉哥要我与他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我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向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着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辉哥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辉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辉哥计划决定，要我趁国庆节休假，赶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14封匿名信。
我有点犹豫为难，对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忍受”，辉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而担忧地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我：“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说毕，辉哥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光，凛凛无畏、誓言无声，好似听到他的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声。在他铜像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我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临危授命，欣然答应去杭州投寄。
我还记得辉哥在《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触目惊心的话语：“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之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辉哥用鲜血惨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醒世愤言，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如在黑夜中升跃起一颗亮耀的晨星。辉哥拼死独挽“文革”狂澜，毫不自顾命运走向何方。（以上系网络版，笔者未做勘校）
反独裁先烈刘文辉，永垂千古！
本文附1：(回原注处)
刘文辉的家庭原本是革命世家：两个舅父，一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一个牺牲于“一二八”上海吴淞闸北保卫战。父亲刘宗汉早年同情、参与和资助过同盟会活动。抗战时，刘宗汉为救济难民，主动向美国救济总会申请大米，办了南市粥厂，坚持半年之久，救活了无数流入上海的难民。他坚守民族气节，拒絕为汪伪政权服务。抗战胜利后，他受邀参加联合国善后总署工作，为了给中共“解放区”运送物资，经董必武提议，刘宗汉获以总署专员身份，三次押送物资到秦皇岛，交中共方面的伍修权接收。1949年，他坚拒赴台，也不同意谢绝别人让大儿子去台的提议，并支持二儿子刘文兵参加共军。
1949年后，由于刘文兵的参军、入党、入朝作战受伤、立功受奖，刘家也成了“光荣之家”。可是风光不过二三年，过河拆桥的共产党，通过镇反、三反、肃反来反复清算刘宗汉，把他内定为“历史反革命”，迫其辞职。1958年又公开宣布其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就地监督劳动改造。从此，刘宗汉成了人人可以骂、可以打、可以践踏的罪人。不惟如此，他的“罪行”还株连了他儿女。长子刘文德被批斗，开除公职，遣送农村改造，三子刘文辉被杀，小儿子刘文忠被关、管。由是，刘家从革命家庭跌进了反革命世家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