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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洪恩 |
陆洪恩，男，1919年生。1941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4年起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1965年1月，在奉贤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中，突然行为失常，遂被送往上海精神病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经两个多月住院治疗后，缓解出院，回团上班，不再担任指挥。1966年5月，再次发病，在政治学习中被诱发出许多“反动言论”。5月28日被捕，1968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年49岁。
陆洪恩的父亲是在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的孤儿，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父母婚后，育有二子一女，他最小，颇受宠爱。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以母亲最为虔诚：她生性情温和善良，是邻里间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1932年，陆洪恩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对音乐课情有独钟。当父亲给他买了个钢琴后，他更加迷恋于音乐。1937年，他考取了上海音专的键盘系，专攻钢琴演奏。1941年，从上海音专毕业后，他应邀参加了上海滩著名音乐家黄贻钧主持的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员。抗战胜利后，经中共地下党员李之华的介绍，到《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他才思敏捷，写了许多介绍和评点交响音乐的文章，同时还编了一本《中学生音乐教材》，在中学生中传播交响乐的知识。上海“解放”后，又在黄贻钧的帮助下，进入上海交响乐团，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时期。
在上海交响乐团，陆洪恩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黄贻钧和陆洪恩分别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队正副队长和正副指挥。1956年，建国后的首次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陆洪恩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有人记载了当时的盛况：“陆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洋溢地指挥自己的乐团，为各国使节做了精彩的表演。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圆点、结束最后的演出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转身向各国朋友致意，他热泪盈眶，心中充满着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招待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苏联、捷克、波兰等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虽然忙碌，却是他最有成就感、精神最为快乐的时候。
1956年10月11日，在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尊崇和敬爱：“……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1959年，作为乐团常务副团长的陆洪恩，决定创作一部管弦乐《年年欢》，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其子陆于为在《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国庆十周年前夕，父亲一直在家里埋头创作管弦乐《年年欢》。为使作品更好地体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颂社会主义祖国，那些日子父亲每天翻阅乐谱，苦思冥想，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父亲很爱喝酒，这时，只见父亲举着高脚酒杯，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我刚给他拷来的七宝大曲，并用筷子夹起菜刚要往嘴里送，忽然，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竟把筷子当作指挥棒挥动起来。也许他一下子来了什么灵感吧，竟越来越起劲，并不时用手把一撮头发摔到脑后。到了乐曲高潮时，居然流下了眼泪……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大型管弦乐《年年欢》，终于创作成功。1959年10月１日，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实况转播了《年年欢》。那欢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荡，把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袒露在千千万万人民面前。
然而，在他事业辉煌的同时，性格上的“缺陷”逐渐裸露出来：他纯厚敦实而胸无城府，才思敏捷而不善钻营，潇洒倜傥而耻于文过饰非。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性格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早在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在黄贻钧的领导下，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1951年，毛泽东发出了批判《武训传》的命令，黄因而受到批判。对此，他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他假武训之名，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黄贻钧。诗中说：“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表示了对批电影《武训传》的不满。这首诗后来被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证。1957年到1963年间，陆洪恩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被批判为“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1962年，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这句话成了“刻骨仇恨工农兵”的罪证。
显然，不懂得用谎言来保护自己的陆洪恩，在“实话实说”中，把自己“说”向了绝路！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这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杰作。
对此，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还以为是姚文元的一己之见。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我没有看过海瑞的戏，也没有读过姚文元的文章。党中央并没有肯定戏是毒草，既然党号召我们讨论海瑞，我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这才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第二天，他觉得意犹未尽，在小组会上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到底是听姚文元，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呢？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他在学习讨论会中的发言，已被知晓姚文元背景的人整理成揭发材料，密报于上级党委。
1966年5月28日星期六，乐团正在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时，突然来了一帮文化界人士。这帮外来人士，反客为主，在讨论会一开始，便气势汹汹地、劈头盖脸地批判起陆洪恩是“修正主义”来。其时，陆洪恩的神经受到了强烈刺激，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他一下子站起来，大声对抗道：“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此时，精神分裂症使他失控了。在外来人的追逼下，他又大喊了一句：“修正主义万岁!”参加讨论会的乐团人们，都被他那可怕的喊声惊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抓反革命！”于是，外来人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这就是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文化界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据陆洪恩妻表妹林志明女士回忆：
陆洪恩被关押后，曾多次被拉出去“陪斗”，在批斗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被拉去“陪斗”，要他批判贺，而陆却说，贺绿汀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他的《游击队之歌》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还有另外多次“陪斗”，他都不屈服。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严厉和狠毒。进入监狱后，他一直服用的镇静剂被停用，当然也不给烟抽。经过如此这般的折磨，他常常发烧，乃至说胡话，到后来，竟至看到红色的东西就要发火，当时到处都是红色，而他对红色的反感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据当时与他一起的难友说，在多数情况下，陆洪恩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
陆洪恩在狱中的魔难，同狱难友刘文忠在他《风雨人生路》一书中有详细纪载。这里摘抄如下：
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
后来又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我们劝他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但他却苦笑着，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
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会又肿又胀，痛起来钻心刺骨。有时，他刚松铐几天又被立即铐上。
他对江青很熟悉，听他说见过江青多次，他一针见血地抨击她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音乐家告诉我：……毛泽东指使她搞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
陆老师告诉我意大利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历史的进步。人文主义者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在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无数杰出的音乐家。他详细地介绍了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尽管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听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众多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无不使我肃然起敬、大开眼界。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所谓摧毁一切“封资修”的残暴言行那样刻骨气愤与极端反抗，为什么无比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老师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老师，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我主动上前去喂他，谁知看守凶狠地训斥“不许！谁喂他饭就惩罚谁！”陆老师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反铐着双手是无法着地睡觉的，所以每当夜深大家睡后，我都会悄悄地帮音乐家把反铐转成正铐。
不久，我发觉他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开始精神意识失控了，医生给他吃药退烧都无用。我们也无法阻止他，大家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导员把我们监房里关的14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个个席地而坐。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老师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陆老师在监狱里的编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我们同牢房的13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恐莫名。
这位音乐家痛快淋漓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他说，“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国家还为人民搞过什么好事？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我们被赶回牢房时，陆老师还坐在地上，似乎恶气一吐为快，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我们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我与三座胡懋峰（一年后在文化广场同样走上死路）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我躺在老陆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12点钟，我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我说：“你帮他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我一边帮他整理东西，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你托的口信我一定帮你带出去。我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我扶着他跨出了牢门，把他的东西拎到门外，看见走廊里已有三、四个囚犯像陆老师一样被押走。几年牢狱蹲下来，我已知“整理好你的东西出来”这句话的含义——要么调牢房，要么判刑送提篮桥市监狱，要么释放回单位管制改造。可是半夜三更像陆老师那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我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4月27日的《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我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我们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大家一言不发，听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大教授咬耳对我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盲人金修士正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以上系网络版，笔者未做勘校）
根据“宽猛相济”“先杀后抚”的惯例，1979年9曰26日下午，陆洪恩平反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市文联等文化界名流参加了追悼大会。大会由市文化局主持，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含泪致了悼词。悼词中除千篇一律地谴责“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外，对狱中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却只字未提！
事后人们得知，杀害陆洪恩的决策人是张春桥。据传，1968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一月风暴”中刚刚当上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那能容忍红卫兵的“炮打”？于是，他遵照“伟大领袖”“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教导，决定从监狱里拉出几个“死老虎”来“杀一儆百”，警告那些“炮打”他的红卫兵。陆洪恩不幸被拉了出来。据公安局的一位离休干部回忆：当时有人曾提出，陆洪恩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联系不上。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由是，陆洪恩就成了上海“炮打张春桥”浪潮中的替罪羊，因而也成了文革中上海枪杀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文革结束后，张春桥受到了审判，但被控的罪行中没见有杀害陆洪恩的记录。由此可见，不愿彻底反省的中共，仅仅把这种屠杀说成是“非常”时期的错误。由是，直接杀害和暴虐过陆洪恩的专案人员和狱中恶警，也就逃脱了像“虐俘事件”中美军当事人被起诉被惩罚的命运，因为，中共政权需要这些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暴虐，去“改造”那些在狱中受刑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这就是“新中国”历次大屠杀中没有留下刽子手、恶警、痞子、流氓无产者姓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