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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自由圣女林昭殉国
林昭 |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林昭
一、罪恶的三枪 二、“洗脑”中的崇拜 三、自由与专制的碰撞 四、自由在飞翔 五、血书录自由 六、自由呐喊——1、是非篇 2、抗争篇 3、人性篇 4、闪光篇 |
1968年4月29下午三时许，两辆军用吉普车奔驰到上海郊区龙华飞机场第三跑道上，嘎然停下。车上迅速跳下几个持枪的彪悍军人，然后从车里拖下一女子。那女子瘦弱娇小，双手反缚，长发凌乱，两眼圆睁，口塞异物，血迹斑斑。女子站立不稳，军人将她拖到道中，脚踹腿窝，迫使女子跪倒地上，然后一枪将女子撂倒；见女子在挣扎，军人又补了两枪。毙毕，军人将女尸抬入车内，飞驰而去。
处决的是在为自由不断抗争中被中共不断加刑最后判处死刑的北京大学才女林昭！
这是一次秘密处决。也许苍天有眼，这一非法处决，却意外地被林昭母亲好友的儿子祥祥看到了。那天，在机场里勤工俭学打杂工的中学生祥祥，目睹了大姐姐林昭被枪杀的全过程。
第二天，在林昭家发生了一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共“特色”的一幕：
1968年4月30日下午(另一说是5月1日)，上海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二楼上的林昭家门前，有人大声呼叫林昭母亲的名字：“许宪民！”林昭胞妹彭令范闻声开门，只见是一个穿警服的警员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当听到胞姐被杀时，彭令范如雷贯顶，但她不得不强忍悲痛按要求拿了五分硬币打发了那个警员。当追问“尸体何处”时，警员闭口不答，转身扬长而去。林母许宪民听说女儿被处决后，晕厥在地板上。
中共向被枪杀者的亲属追索子弹费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震慑老百姓的赤文化，也是“史无前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其家属应该交纳五分钱的“人民的子弹费”。清廷为什么会被推翻？盖因在砍谭嗣同头颅后，不懂得向谭的亲属追索“朝廷的磨刀费”。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盖因在处决原中共党魁瞿秋白后，不懂得向瞿的遗孀杨子华追索“政府的子弹费”。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统治者低能得可怜：他们竟然不知道向“火刑”处决犯的家属征收“教廷的柴火费”。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统治者也是低能儿：他们竟然不知道向“电椅”处决犯的家属征收“纳税人的电费”！
据报导：林昭在处决前，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召开的犯人大会上，当众犯公审。
1968年4月上旬，监狱医疗室的“病房”墙上，毛泽东画像的两只眼，突然变成猩红色，鲜血欲滴，非常可怕。这在当时是个特大的政治事件，狱方迅即成立专案小组进行审查。不等调查，林昭以女丈夫的气魄，明确告知狱方：毛泽东是个杀人魔王，两眼滴血是她着意之作。于是，不到二十天，中共专政机器便完成了立案重审、加刑改判死刑并经“最高”核准的所有程序。
林昭完全知道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在改造与反改造、管教与反管教、制服与反制服中，被判二十年徒刑的她，在狱中被狱警百般折磨，特别那个作恶多端的女狱警，像个凶神恶煞似的，对她极尽蹂躏之能事。在恶毒狱卒的折磨下，意志顽强而体质弱不禁风的林昭，体重下降到不足70磅，三十多岁头发已斑白，而肺病又使她不断咯血，精力已濒临枯竭边缘，使她深感生不如死了。她渴望个人和民族的自由，渴望结束个人的不幸和民族的苦难，渴望远离这个黑暗而恐怖的魔窟——上海提篮桥监狱；但她已清醒地看到，在这座黑暗的红色监狱里，人们做人的渴望，人们对现代文明的追求，都被大独裁者毛泽东无情地扼杀了。她躺在“病床”上，每当看到毛泽东画像时，她的愤怒难以抑制：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狰狞魔鬼，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个毫无诚信功于撒谎的痞棍，怎么能会那样庄重、慈祥？这是对中国人的欺蒙和奸污！一位同情她的狱医看见骨瘦如柴的她还在血书抗争时，曾劝她道：“又何苦呢？”她坚定地回答：“宁为玉碎！”不久，被折磨得精神近于失控的她，作出了常人无法理解也不敢为之的决定：血涂魔王双眼，还他狰狞原貌。
躺在“病床”上的林昭，接到判决书后，强打精神，挣扎着坐了起来，从容地用发卡刺破手臂，蘸血在预料之中的判决书上批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68年4月29日上午，三四个军人直冲进“病房”，大声嚷道：“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说着便将极度虚弱的林昭拖下床来。当林昭要说什么时，一个橡皮塞子被强行塞入她的嘴中，一根细麻绳勒住了她的喉颈，封锁了她的声音，然后，把她架上公审台，拉向刑场……据《小奢摩馆脞录》记载：辛亥革命诗人秋瑾临刑前，“乃与县官约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得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官许以后二事，秋氏谢之。” 在清朝末年的残酷的环境里，封建官僚山阴县县令李钟岳，虽不敢保全诗人的性命，也不敢允许她与外界通信，但却敢于应允其他两条人性要求。两代官僚——1907年清朝的封建王朝官员和1968年中共的社会主义官员，前者笃仁重义，后者嗜血好虐，两者人类品格的鲜明对照，是中华文明大倒退的见证！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三枪为罪恶：“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亲朋好友闻之为之动容，哀叹不绝！北京大学为林昭召开追悼会，其条幅上联曰：？？？？？？？下联曰：！！！！！！！此处无声胜有声，与会者悲愤极矣！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12月16日生，籍苏州。林父彭国彦，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后留学英国。1928年9月，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1955年肃反时，被订为“历史反革命”。林母许宪民，是一位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社会名媛。在内战年月里，她曾冒风险拿出200元美金给中共购买电台，打通了中共地下党和苏北的联系；她还以“国大”代表身份，搜集了许多情报给中共，为中共战胜国民党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她被委以苏州市政协委员。林舅许xx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之一，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死于“四一二事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生而自由的林昭，在这个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从小爱读《红楼梦》、《水浒》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稍长，博览李白、杜甫、鲁迅、巴金、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罗曼罗兰等中外名人的著作；她还爱听《二泉映月》等民乐，喜赏贝多芬等人的西洋乐章。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优秀文学、音乐作品的陶冶，自由之神——自由主义促使她形成刚毅、果敢、善良、独立思考和不屈于恶势力的优良品格，但也注定了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悲惨命运。
1949年10月，中共夺取政权后的中国，曾呈现过一派新气象。经过三年恢复性的建设，遭抗日、内战近二十年破坏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国民党溃败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人民生活趋于安定，质量有所提高；取缔娼、赌、毒等陋习，使人拍手称快；治理官场腐败，使人举手叫好；提倡婚姻自由，受到青年人的欢迎，等等，许多百姓曾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里的清新空气。但不久，随着“镇反”和“土改”的腥风血雨，随着“思想改造”、“批胡风”、“肃反”等强权谎言说教，随着思想、文字狱的兴起，清新的空气越来越混浊。毛泽东和中共的官员们，正在强硬地、蛮横地、有计划地用“舆论一律”即用一种声音反复贯耳、一种图像反复养眼的洗脑术，对中国人们进行政治洗脑：以专权洗掉自由和民主，以仇恨荡除仁爱和宽容，以谎言、虐政涤去真、善、美，以阶级斗争淘尽传统精髓和普世价值，用暴力强化洗脑效果。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特别缺乏历史知识和经验的青年一代，包括林昭和笔者在内，在“舆论一律”的充满谎言的宣传、教育中，许多人都被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蜕变成毛泽东和中共的真诚拥护者。那一代青年人，包括林昭和笔者在内，对腥风血雨熟视无睹，甚至认为理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一代青年人，许多人都曾经是毛泽东和中共专制、独裁政体的建设者，许多人都曾经是传统和普世价值的破坏者，笔者是其中之一。
在部队里的“忆苦思甜”教育中，缺乏独立自由意识的笔者，曾痛诉过“旧社会”的苦难，赞颂过“新社会”的甜蜜。在一次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上，笔者也曾跟着起哄，高呼“杀”，而不论判处死刑的合法性。1953年3月5日下午3时(？)，在追悼约•维•斯大林的大会上，未满十八岁的笔者，曾为大独裁、大暴君、大刽子手，流下了串串真实的泪珠……与笔者同属一代的林姐，尽管她具有高智商、高学历、诗人的气质和情感，尽管她有很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也难以得挡住“舆论一律”的诱惑而免遭洗脑。
在国民党的溃败中寻求未来的林昭，倔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使她很快接受了中共的“洗脑”教育，成了一个响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她曾称为官清廉耿直、洁身自好的父亲为“反动官僚”，并以此为耻；她曾拒绝父母让她到资本主义英国留学的建议，执意考取了被誉为中共“革命摇篮”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她还曾无情地揭发过母亲的“反动”；她笃信基督，但又曾赞同过政府限制基督徒的自由。1951年，她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敢说，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做不到，让我们在见面时总结总结，检查检查，争取在一九五一年入党。好同志，请你伸出应战的手来！”“你对我的评语我诚恳接受。事实上，上次和你挑战的那些话，确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毛病说的。……我为什么要如此发愁、情绪不定呢？这样岂不是让我离开党更远一些吗？决不，我只有更积极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努力，党不会看不见的，你同意我这样说不？”“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它却在北京和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他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我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她在给胞妹彭令范的信中说：“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1952年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她曾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左倾思想使她对中共土改的血腥视而不见。工作团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灭掉地主的威风。她曾写信给同学说：“土改，谁都知道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她甚至准备写一本《中国土改史》，欲替中共张目。1954年，她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大，她的才智曾在那里自由挥洒。她先任校刊的副刊《未名湖》、《北大诗刊》的编辑，后任《红楼》的编委，并在那里发表了许多歌颂中共和社会主义的诗篇。
她的顽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不仅使她坚定不移地与父母亲划清界线，她还敢于同党的化身——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抗横。例如，在土改队，她反对土改队队长的歪风邪气。她说：“就看不惯你们苏北的干部到了苏南来，就把过去的老婆丢掉了，作陈世美。”说话锋利不饶人的她，很快遭到了打击报复，受到了批判，本想在土改中争取入党的愿望，也泡了汤。但挫折并没有改变她对“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毛泽东的崇敬。
1957年的春天。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中共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开门整风”，像一阵暖意融融的春风，吹向全国，吹进了知识界，也吹进了北京大学。
对此，身临其境的林昭，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顽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使她选择了社会主义。她当时也许不知道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自由主义说到底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自由，但更尊重他人自由；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它强调官员的领导作用，推行限制他人自由的服从机制，说到底是独裁主义。如今，中共要“开门整风”了，她又下意识地选择了自由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人们也可能知道，中共和毛泽东也讲民主和自由，但未必知道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他们把民主和自由关在铁笼中：民主可以在笼中纵情驰骋，自由可以在笼中任意翱翔；但如果你不小心撞及笼子铁壁，就要付出头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的代价！
在北大，5月19日，是个不寻常令人难忘的日子。那天中午，北大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在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校团委会关于我校出席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下午，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搞一个“民主墙”；晚上，一首“撞及笼子铁壁”的长诗《是时候了》贴到了墙上。
长诗的作者说：“今天，我们要鸣起心里的歌，化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诗中写道：
是时候了，
年轻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地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害怕太阳的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大字报诗引起了轰动，赞成者和反对者鲜明对峙。这张大字报是林昭的同学、《红楼》编委中的同事张元勋和沈泽宜所写。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里，一首诗怎么能引起赞成与反对者旗帜鲜明的对峙呢？原来，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在这篇文章中，毛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毛泽东将此计管叫做“引蛇出洞”。校内的中共党员们，很快接到了“引蛇出洞”的指示，用大字报围攻起《是时候了》来。
此时，已获“引蛇出洞”之计的林昭，并没有发表什么“恶攻”言论，但已有了“我有受骗的感觉”，发表了“良心与组织性”的演讲，开始了自由与专制的碰撞。
6月8日，毛泽东替《人民日报》写出了《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向全党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号令。在北大，《是时候了》的作者遭到了日以继夜的围攻和冰雹般的狂轰。
在猛烈的围剿下，沈泽宜举手投降了，写了《我向人民请罪》的认罪书，而张元勋还在“负隅顽抗”。
一个夏日晚上，当张元勋正遭到围剿时，与张元勋关系并不密切、当时又无什么“右派”言论的林昭，在良心的驱使下，毫不危惧地向专制撞击。她突然跳到桌子上，质问围攻者：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谁？斗争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的党员！”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黑暗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威慑性的吼叫。
“你是谁？” 林昭反问道，“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比肩不弯腰之林；昭，刀在口上气不喘之日之昭！”
“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黑暗中有人大声嚷道。显然，此君已学会了“引蛇出洞”之术。
“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林昭回答得尖刻、锋利，毫不宽恕那些用“阳谋”来威吓她的打手们。由是，她被打成了右派。
一位北大“右派”陈爱文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
林昭一位同班“左派”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说：“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软骨病和媚骨病，是存在于中国人群中的两大传染性很强的瘟疫，尤以知识分子为烈。“新中国”成立后，这两大瘟症，被中共冠以“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党”、“紧跟”等权力制造的词汇加以美化，成了“革命”、“进步”的标准，至今已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令独立者不齿、令奴才者雀跃的痼疾！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则在官方高压下，被御用精英、打手以及软骨病、媚骨病的患者，围剿得几无立身之地！
林昭精神的价值在于，在威武面前，不仅敢讲常识，不承认所谓“错”、“罪”，还敢抱打不平——不有软骨和媚骨，唯见不屈的硬骨头！她被打成了右派后，由于“态度恶劣”，被判三年劳动教养。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那里的官员：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是弱智吗？不！这是无度吗？不！这是敢于在万马齐喑里、敢于在痞子、流氓高压下独擎一帜的硬骨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新中国”缺少的不是智慧，缺少的是人的尊严、良心和道义，缺少的是谭嗣同的民族脊梁、林昭的中华国魂！
从此，面对毛泽东和中共血淋淋的文字狱，这种孤傲不群殊死奋战的硬骨头精神，使林昭走上了魔难无穷的不归之途！
反右中，林昭眼看着那些忠心耿耿、敢说敢为的同学，一个个被批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疯子”，是“魔鬼”和“人民的敌人”，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於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然而，残酷的铁的事实就在眼前，就在最亲近的同学、朋友们身上不断发生：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已成敌人；没过几天，她自己也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并判三年劳动教养。她在写给妹妹彭令范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反右把她逼向牛虻：像牛虻不相信他曾爱过的蒙泰里尼主教那样，不再相信她曾深爱过的那个“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她又像牛虻不相信他曾笃信过的基督那样，不再相信那个她曾为之讴歌过的共产党；她要像牛虻那样，“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反右逼迫她从长期的洗脑中挣脱出来，使自由之神开始清除因洗脑郁结在她胸中的无知、困惑和迷惘。
中共干部并非都是冷血动物，亦非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良心者、开明者也大有人在。例如，北大新闻系副主任罗列先生，由于担心右派才女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游说，成功地将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北大新闻资料室合并到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后，林昭来到了人大，在那里又受到资料室负责人王前的“多方关照”。王前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前妻也。文革中，红卫兵揭发说：“刘贼见王光美姿色后，便借故抛弃了被他玩弄过的妻子王前。”与王前惜别时，她赋诗一首：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在“监督改造”的1958到1960年的三年里，从“除四害”的荒唐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群魔乱舞中，又使林昭从“牛虻”演进成海鸥和普罗米修斯：在“监督改造”中，她完成了《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日》两首长诗的创作。遗憾的是，由于档案尘封，信息围堵，笔者至今没读到这两首诗的片断文字。但显而易见的是：她要像海鸥那样，在乌云和大海之间，迎着惊涛骇浪高傲地、自由地飞翔；她还要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取”太阳神阿波罗的“天火”，把长夜难明的“新中国”照亮。
在“监督改造”中，她曾与右派同学甘粹产生了爱情。当他们申请结婚时，党总支书记冷冷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一棒将他俩打开：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数千里外的新疆农二师劳改营，在那里度过了地狱般的22年。林昭一生唯一的一次婚恋，以流氓无产者的否决而失败、告终。
1960年春，咯血加重的林昭，被人大校长吴玉章恩准回家疗养。在上海养病期，普罗米修斯精神使她又闯了大祸。她接待了因读了“海鸥之歌”而慕名从天水农村而来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三人一拍即合。张、顾回兰州后，在他们筹办的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上，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并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了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1960年10月，第一期杂志还没送出，参与《星火》杂志出版的30多人，遭到捕杀。其中，顾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张春元逃脱，几年后被捕，1964年春遭枪决，其未婚妻谭蝉雪（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判刑十四年。是时，林昭也在苏州被捕，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当警察逮捕她并抄家时，为政清廉、不擅逢迎的父亲彭国彦，在喃喃地说了句“我们家完了”之后，便自杀身亡。
为了诱捕张春元，1962年春，林昭被以“保外就医”之名，释放回家。期间，她先后书写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章，曾请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文章带到海外发表。未果。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收监。在狱中改造反改造、管教反管教和制服反制服中，不知屈服的她，受到狱卒们的残酷虐待，使她数次以绝食、自杀来诉诸抗议。为了直言不悔地表达政治见解和反映案情，她先后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和《人民日报》写信，慷慨陈词，但都无回音。在狱中，她还书写了《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告人类》等数十万言。由于无视管教，抵制改造，反抗暴力，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5年6月1日，接到判决书后，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在判决书上写下《判决后的申明》：
“昨天，你们，所谓的伪法院，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接着，她蘸血书诗一首：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
上海提篮桥监狱狱方，为林昭加判死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的污蔑。”
善于对华夏、普世文明说“不”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监狱中的文明也说“不”：囚犯除书写认罪书外，其他一律不准，违者以抗拒改造论处。林昭无视管教，抗拒改造，剥夺她的写作权，禁止她使用笔、墨、纸的写作工具，便是“顺理成章”狱规。在中共说“不”的情况下，不屈的林昭，被迫用发卡刺破皮肤，用鲜血在白色的被单上、衣衫上写下了二十余万言的血书，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人权记录。
忆当年：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移送苏州吴县前横街看守所内关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其中邹韬奋，是原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骅的老父。在苏州关押的243天中，邹韬奋以“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中共对邹的赞语)，充分利用现代文明赋于他的权利，充分利用笔、墨、纸、砚，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针砭时弊指斥国民党专权腐败的《经历》、《展望》、《萍踪亿语》、《读书偶译》等四部书，达百万余言。迫于正义呼声，国民党政府于次年七月，释放了“七君子”：邹韬奋挟着狱中著作，昂首阔步，走出监狱。正是：
国共主义不苟同，奈何文明两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