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昭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
被剥夺了使用笔墨权利的林昭，在狱中蘸血写道：“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当“正气……几乎被摧残殆尽”后，踵接而来是万马齐喑，促成了“三面红旗”的横行霸道。如果说中共文革界定为“浩劫”，那么，反右后“三面红旗”的肆虐，就是万恶不赦的“洗劫”！毛泽东和中共首领们，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将农民个人和集体财产洗劫一空，在使他们变成任意支配、挥霍人民财富的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的同时，也使3,000～4,500万个农奴饿毙在乡里、家中！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直接恶果，是中共无法抹掉的滔天大罪！
林昭在狱中蘸血写道：“我们不过是好心提意见罢了，不过想帮助执政党改掉缺点，促进社会更快的进步。其实，按社会分工，那主要不该是我们学生的事，学生没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只是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那就是民主与科学。”
——国共两党的争斗，实质上是“马列先生”与“德赛先生”的争斗。结果“马列先生”击败了“德赛先生”，使领袖崇拜、个人独裁主宰了中国，从而使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民主与科学，林昭等先知们“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的理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狱中，林昭把1957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一眼洞穿了那个“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毛泽东的暴虐。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她这样写道：“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剎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林昭比笔者至少早觉悟八年！当笔者也“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剎鬼脸”时，已在文革中；而当“暴政奴才”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为了苟且偷生，养育家小，笔者不得不对无知言听计从，对权力躬身哈腰，苟延残喘到老，实一软骨重症患者耳！来日丧亡九泉，也无颜面对林姐！
林昭蘸血写道：“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由于忽视历史教育，曾发过的历史事件却在顽强地重演！九年后的文革中，年轻的大、中学生们，他们的无知被毛泽东利用，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为毛泽东的夺权冲锋陷阵。但愚蠢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无法看到：兔死狗烹的命运，正在前面等待他们。
文革后，基于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压力，中共对反右运动做出了“善意”回应。当年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不愿全盘否定反右运动，别出心裁地搞了个所谓“改正”。除罗隆基、林希玲等少数几个高级右派分子外，他们把其余55万多个右派分子，一笔“改正”成“人民内部矛盾”，即不赔偿，也不道歉，家破人亡者活该！邓小平的伪善表露无余。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林昭说：“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两幅标语都清晰地挂在每个人的眼里：一幅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幅是“顽固不化，死路一条！”这是中共数十年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赤文化之精髓。过来人都翻熟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赤文化词典，熟知这些词组的真正涵义。所谓“坦白”者，认“错”、认“罪”、检举、出卖他人者也；所谓“抗拒”、“顽固”者，不认“错”、不认“罪”、不检举、又敢于自我辩护者也；所谓“死路一条”者，要对其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者也。监狱是毛泽东和中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那些狱警狱卒们，其中不少人都是低能的打手，是暴虐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他们都肩负者中共管教、改造囚犯的重任。
先后坐狱七年的林昭，既不认罪，又不低头。他蘸血写道：“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
不认罪、不低头意味着什么？一个臃肿恰似母猪的女狱警这样对她说：“一个黄毛丫头，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你！”她一语道破了赤文化的秘诀：“管教改造”就是“制服”。根据“抗拒从严”的赤文化，女狱警便对林昭施之以反铐，不服，施之以双反铐！
面对残酷的肉刑，被剥夺了使用笔墨权利的林昭，蘸血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
面对残酷的肉刑，体弱多病的弱女子林昭，不仅不低头、不屈服，反而更加顽强。她蘸血写道：
“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会是一颗反抗的种子！”
在毛泽东的监狱里，充满了腥风血雨。1966年5月6日，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偕同林母许觉民，到狱中探望她。在陪同十多名男女狱警虎视眈眈地监视下，他们完成了诀别式的探望。据当事人张元勋回忆：
……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狱警）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笔者：中共的这种“赤色文化传统”，一直被继承到二十一世纪。君不见：2003年3月17日晚，刚被广州达奇服装公司录用的大学生孙志刚，一人在广州街头散步时，忘记了随身携带“暂住证”，被公安民警“抓获”，第二天被“犯人”打死在收容站里！)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狱警）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狱警：“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
探视后，新一轮蹂躏又落在不屈的林昭头上。她蘸血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醒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的林昭，毅然蘸血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自由圣女林昭，以其“宁为玉碎”的硬骨头精神，在地狱里搏斗到最后三枪！
林昭说：“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林昭在黑暗中奋力挣扎，挣脱了马列先生缔造的社会主义枷锁，在基督上帝那里找到了归宿。
她蘸血在狱中墙壁上写道：“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的，在生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加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了！上帝呀，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也不愿意疯呀！”
她没有疯。她的理智使她从上帝那里找到权利之源。她蘸血写道：“那么天赋人权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比谁多！”
独立自由的人格，使她不屈于做统治者手中的一只棋子。她蘸血写道：“(我)做一个人，不做一张牌！”她警告自己：“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作为基督徒，上帝仆人，她把对人的爱施于自己，也施于他人，甚至施于折磨过她的人。她蘸血写道：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吶！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在这里，林昭把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和基督精神融合在一起，深深根植于心底！
林昭说：“要有普罗米修斯窃火的勇气和献身的决心。”
在狱中，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痛斥中共用偶像崇拜压制自由。她写道：“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认为毛泽东反右是时代悲剧；砸碎偶像崇拜的镣铐，就要借助普罗米修斯精神。她蘸血写道：“我绝不悔恨被打成右派，时代的悲剧，只能证明我们的使命之所在：新的青春代的事业将比五四时代更加伟大；我们的道路也将比五四前贤的更加艰辛。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百十年来先烈们的梦，要在中国的泥土上化为现实，就要有普罗米修斯窃火的勇气和献身的决心……”
也许有人认为，她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是常识；但在患软骨、媚骨重症的中国，这种“常识”就是伟大的“常识”，正如今日中国，为重建道德，就要恢复“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的传统价值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这些都是无须论证的伟大“常识”！
林昭说：高尚的目的，要用高尚的手段去实现！
她对毛泽东的“阳谋”深恶痛绝。她蘸血宣言道：“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显然，她的宣言是力图把完全脱离了伦理道德来独立研究权术的政治，重新拖回到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
她的宣言是真诚的。但一切专制和独裁者都是这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强奸道德！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写道：“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人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君主论》虽被哲学家罗素斥之为“恶棍的手册”，它的作者马基雅维里，虽被西方称为“魔鬼的搭档”“罪恶的导师”，但却成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大恶人的必读之书，成了杀人君王斯大林、毛泽东的枕上秘籍。经过反右的血腥“洗礼”，她已看穿了毛泽东“政治无道德”的野兽规则。
她的宣言是高尚的。但高尚的政治只能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政治家去成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成就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成就了毛泽东和中共的绝对权威，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谎言、阴谋、狡诈、贪欲、屠戮等集腐败之大成，便成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在那里，很难产生真正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和领袖。相反，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任何政治家都在众目睽睽监督之下，产生相对清廉、道德相对高尚的政治家，就有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尽管还不能完全杜绝腐败。
由此可见，林昭对政治目的和手段的宣言，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净化，归根结底，是对自由渴求和民主的企盼！
林昭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狱中，她对自由的理解，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她蘸血论道：“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这也同样不得自由。”
历史已经证明，林昭的自由观是正确的。当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阶级敌人打倒并加以奴役之后，毛泽东便达到了惩一儆百的目的：除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外，全国人民都处于自我保全的不自由状态：不敢多说一句毛不愿听的话，不敢多做一件党不乐意的事。作为奴役者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有自由吗？看看刘少奇、林彪的下场，便知他们的“自由”既可怜又可悲。毛泽东自由了吗？远的不说，仅在“解放”后，差不多每年他都要发动一次大规模清除异己者的政治运动。显然，位居九五之尊的他，始终处于“高处不胜寒”之中，常常被暗算、被推翻的惊恐所困扰！
林昭说：不能用暴力去建设自由
她蘸血写道：“……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自由之神在她的思想库里，已升华于更高的层次中。
在多年的洗脑中，“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帝王——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了中国人的顽疾。但她则蘸血写道：“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 她又蘸血写道：“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她所说的“如此悲惨的教训”是指什么？人们不会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共产党是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之名取得胜利的，但它建立起的“新社会”，却比国民党的“旧社会”更专制、更独裁、更腐败、更血腥！而这种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使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变成了新的奴隶主！
这是历史教训！对此，他蘸血写道：“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反对以暴易暴，反对以暴力建立新的奴隶制度，形如反对中共以暴力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体制。但在这里，她已超越了“以暴易暴”市侩的低级层次，跨进了民主建国的崇高理想。
民主建国在文明世界已不乏先例，但在中国大陆，仍属可望不可及的理想。领导人民抗击殖民者的总司令华盛顿，胜利后谢绝了当国王的动议，主动交出了军权，过上平民生活，没有“打天下，坐天下”；以选票当上两届总统后，他又毫不恋栈地交出权力，为美利坚民主建国树立了榜样。为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美国总统林肯受到了南方奴隶主的严重挑战，不得已发动了旨在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林肯及其追随者，在四年内战胜利后，没有像中共那样以解放者自居，也没有像中共那样发动诸如暴力“镇反”、暴力“土改”、暴力“民主改革”等大规模运动，镇压异己，清算叛徒，而是把权力交还给了选民，由他们以和平方式去进行解放黑奴的未竟事业。美国的民主建国宗旨同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观念形如冰炭，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林昭的不能用暴力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是“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张扬。而今中国，当“德赛先生”还在重压下呻吟的时候，林昭的这种思想，就是一株普罗米修斯盗取来的必将照亮中国的圣火！
王民怒在《林昭：被扼杀的思想先驱》一文中写道：
林昭，一个民族难得的思想先驱，不但对迷茫的社会现实具有超常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更具有不畏权势，不怕牢狱监禁、甚至对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普罗米修斯情怀。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真理，她永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绝不向权势者屈服。她宣称“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在与审讯者的对决中，她更是气宇轩昂的藐视那些思想侏儒：“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在那样黑白颠到，是非不分，人人自危的年代，没有对自身理念高度信奉，没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没有对一切伪装圣人的蔑视和气概，一个弱女子是断然难以做到这些的。面对这样一个思想和行动都顶天立地的真理捍卫者，我们有多少七尺男儿当自愧弗如？我们有多少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改革家，革命家不汗颜？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怎么就没有西方那么多的思想巨人？那么多的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清醒者？林昭不就是一个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代表吗？可惜，在中国这样一片古老而又血腥的土地上，这样的代表人物除了被残酷的扼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剩下的只能是不得已苟活的芸芸众生。回首数千年，我们尚且还有那么几个屈指可数的民族脊梁，思想前驱，比如屈原，比如龚自珍，比如鲁迅，柏杨等，但是1949年以后，这样的血脉被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革命利剑腰斩，再也看不到曾经的一脉相承的思想火种能够绵绵不断的延续到今天，除了万马齐喑，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暴政虽可以枪杀林昭的肉体，但他们无法消灭林昭的思想和精神！
林昭，伟大的圣女！永远的圣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