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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血统论的殉道者遇罗克
人权先驱：遇罗克 |
一、血溅京都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拥挤了10万人。在万众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里，在一片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中，随着“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词的结束，一位年方27岁的青年被拉下刑车，推向刑场。他昂首阔步，仰视苍天，默默地向祖国、向同胞、向亲人告别。罪恶的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他曾深深热爱着的土地。他，就是讨伐“血统论”的檄文《出身论》的作者——人权先驱遇罗克！
想当年，在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的“红八月”里，毛泽东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等一系列“最高指示”后，林彪、周恩来、谢富治等人紧紧跟上，到处煽风点火。林彪对贵族红卫兵的批、斗、打、抄、杀的“五敢”精神，大加赞扬，煽动他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不甘落后，他煽动红卫兵说：“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紧跟毛、林、周、江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秉承旨意，向公安系统发表了著名的“杀人无罪”讲话。他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谢的讲话，把毛泽东“群众专政”的“天机”，表述得鲜血淋漓!
在毛、林、周、江、谢等中共左派大员们的公开煽动和刘、邓等右派大员们的暗中支持下，以高干子弟为首的贵族红卫兵们，痞性、流氓性和法西斯性大发作，他们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呼唤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和“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的“血统论”的口号，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向党内“走资派”、向一切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等所谓的“牛鬼蛇神”造反，制造了文化大革命第一轮大屠杀：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他们在北京打死所谓的“牛鬼蛇神”5,000多人；上海、天津、广州、成都、西安等地的红卫兵，相继效法北京杀人，少则杀数十，多则屠上千；在他们的策动下，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基层干部党员们，在13个公社48个大队里，先后劈杀了“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绝了22户。总之，在毛泽东发出“要动动”的“红八月”里，全国至少有十万人惨遭屠戮！
在“红八月”大屠杀前夕的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刘京(后在九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谭立夫(后在九十年代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已更名谭斌)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文章。8月20日，谭力夫又发表了措词蛮横的《谭力夫讲话》。他俩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他俩在文章里叫骂道：“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谭又在数万人的大会上，破口大骂：“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在中共各级党政军权力的支持下，他们的文章、讲话，被印刷成数百万份传单、册子，传遍全国各个角落，为大屠杀推波助澜，成了大屠杀的帮凶，而贵族红卫兵谭力夫，也成了全国闻名的被高干子弟们引以为荣的捍卫“血统论”的骁将！
当“血统论”甚嚣尘上、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电闪雷鸣之时，时年22岁的学徒工、人权卫士遇罗克，拍案而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奋笔疾书，终成《出身论》，对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血统论”，大加鞭挞。
《出身论》定稿于1966年9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那是每月仅18元薪水的学徒工遇罗克，省吃俭用，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钢板、蜡纸刻印而成的。在其弟遇罗文和朋友的帮忙下，把传单张贴到北京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
1966年年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今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了署名为‘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读过之后，产生共鸣，遂与遇罗克兄弟相识、结盟。三人商量后，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主动向四中借了500元钱，并联系到解放军1201印刷厂印刷。1967年1月18日，三万多字的《出身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全文刊出。《出身论》刊出后，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血统论”的心窝，使众多受害于“血统论”的弱势者，拍手称快。第一期《中学文革报》三万份，竟在几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出身论》专刊六万份，也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当是时，一纸风行，京城纸贵，群众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城镇街巷广为散发。
很快，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街头，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为了迎接“血统论”的挑战，《中学文革报》连续出了六期，连续发表了学徒工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谈鸿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等六篇文章，驳斥了“血统论”的反人性、反人权的封建本质。
《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近万封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群众来信。来信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出身论》，反对封建“血统论”。《中学文革报》及其《出身论》，反中共“血统论”和争取人性、人权的立场，遭到了中央文革的敌视、戕杀。4月14日，中央文革要员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由是，出版不到三个月的《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依法”枪杀。
二、不屈胆识
遇罗克生于1942年，北京“解放”时他才六岁，是北京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从小喜欢读书，爱思考问题。小学四年级时，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学究”。1954年，十二岁的遇罗克，考入了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一踏入中学的大门，他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他信心十足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然而，火热而幸福的金色少年年代，很快就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冷漠、歧视和不公！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的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父亲遇崇基，在水电部任工程师时，因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对社会不满的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的曾留学于日本的母亲王秋琳，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仅仅因对大右派粮食部部长章乃器表示过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后，遇家磨难自此开始，而这个家庭问题，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年轻的长子遇罗克的身上。
1960年高中毕业的遇罗克，信心十足地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考试成绩优异的他，收到的却是一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他没有气馁，决心再考一次。为了迎接第二次高考，他几乎用全部业余时间，全副精力复习功课，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大学一、二，三年级的有关课程全部学完。但命运再次愚弄他：高考各门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的他，再次落榜了。他不服，询问于北京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家庭出身”这个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面对不平等，他愤怒极了。无情的现实终使他明白，在毛的“血统论”中国，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尽管他被挡在大学门外，却挡不住他求知、进取的欲望：他决心踏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为了减轻父母经济负担，1961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落户当农民；1964年，他回到城里，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利用工余时间，狠下苦功读书。他很快自修完了大学全部课程，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他还如饥似渴地选读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选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选读了柏拉图、黑格尔、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哲学、美学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大量文学、哲学、人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的滋润，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的独立意识和进取精神。
在农场劳动期间，他利用每天的劳动之余，一边读书，一边搞文艺创作。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年他写了《焦裕禄演戏》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演出。当时，《北京文艺》有一个编辑从来稿中发现了他的才华，想培养他当“业余作者”，后因发现他的“出身不好”，不仅取消了“培养”的打算，他的作品，也“一篇接一篇被退了回来”。
新的不平等刺激了他的反抗精神。1964年到1966年的中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许多文学、哲学、美学和史学等著作，都受到了批判；许多文学作品，都由“优秀”而“错误”、而“严重错误”、而“毒草”，一路飙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其作者也从“功臣”到“错”、到“罪”，一气贬斥为“阶级敌人”。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他曾对朋友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但他毫不犹豫地迎着风暴、冲着“祭品”而上，本能地卷入到政治动乱的漩涡之中。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利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写成一篇题为《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发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信号。遇罗克看了姚文后，对乱扣帽子的霸道文风非常反感。他忿然提笔，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稿子，寄到《红旗》杂志社，批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错误观点。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唯物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寄给《文汇报》，直接挑战姚文元。
寄给《红旗》的稿件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上嘲笑左派文霸时写道：“报纸上的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年2月13日，寄给《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但编者别有用心的编排被他看了出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版面安排对我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对此，他毫不畏惧，他为自己“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的精神而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1966年5月8日，毛泽东拿北京市委开刀：满城的报纸都用工农兵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声讨北京市委里的“三家村”黑店。遇罗克一眼便看出，这是权力斗争的阴谋。他在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说姚文元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用在姚文元身上了。”遇罗克对盗用工农兵名义讨伐北京市委，很不以为然，尽管北京市委是他父母的直接迫害者，也是对他不公平的制造者。
上层权力斗争愈演愈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布，特别是《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贵族青年学生行动了起来，年轻无知的学生被煽动了起来。他们打着毛的破“四旧”和“横扫”旗号，在校园内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法西斯红色恐怖事件，残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很快，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贵族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旗帜，要把毛的“血统论”定为国策，为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制造“法律”依据。在他们鼓噪下，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遭到批斗、毒打、残害，在农村，无数个“地富反坏右”子女，遭到“连根拔”式的屠杀，其中，遇罗克曾劳动过的大兴县农村，大屠杀尤为残忍。
遇罗克按耐不住了，他拍案而起，毫不犹豫地向毛的“血统论”投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出身论》！
三、追求平等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和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二十七年中，在高调批判资产阶级不平等法权时，却构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不平等法权，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贱民，其中，以“血统论”制造的贱民为最。因此，在1966年之夏，出现以“鬼见愁”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思潮是不可避免的。趾高气扬的贵族们，人为地把青年分成“红五类”（革干、军干、工、农、兵）出身的和“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牛）出身的，借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地统治一切！这不能不逼着以遇罗克为代表的最低层“黑七类”贱民们的抗争。
遇罗克的《出身论》代表“黑七类”青年，向毛泽东和中共，提出了与“红五类”青年政治平等的诉求。
遇罗克呼唤正义
“鬼见愁”对联出笼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贵族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显然，他们明确宣布出身于“黑七类”家庭的青年都是阶级敌人。
贵族红卫兵的嚣张，使遇罗克感到了反“血统论”的迫切性。他在《出身论》写道：“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面对农村已经开始了的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大屠杀，如大兴、昌平等县的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他愤怒地写道，“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
在“血统论”有恃无恐的横行霸道下，在全国各地农村，继以北京市大兴县为代表的第一轮大屠杀后，接着在1967年发生了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第二轮大屠杀和1968年以广西省为代表的第三轮大屠杀。三次大屠杀使中国农村数以十万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子女，惨遭灭绝人性的屠戮。例如，在道县屠杀中，天生丽质的18岁右派分子女儿向丽丽，被党支部书记逼嫁给一个30多岁贫农穷光棍，撂明：嫁，活；不嫁，杀！向丽丽选择了不嫁，被锄头劈杀于竹山园子里。
遇罗克驳斥专横
在“血统论”肆虐中，未来的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和自诩“一身正气”的未来的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谭力夫，在联手推销“鬼见愁”对联时写道：“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对此，遇罗克反对刘、谭两位未来中共高官的专横。在谈到家庭、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时，《出身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在经过论证并肯定了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后，遇罗克又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论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写道：“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接着，遇罗克反诘刘京、谭力夫之流写道：“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毛泽东的哲学经典。但当列宁给辩证唯物主义打上“无产阶级哲学”标签后，毛泽东遂宣布哲学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而，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便成了毛泽东随心所欲的政治工具。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内因”和“外因”的位置可因政治需要而互相转换。例如，为了说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不可避免时，“外因”变成了“根据”：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造成的；当判定刘少奇是“走资派”不足以服人时，“叛徒、内奸、工贼”的本质即“内因”的“根据”，便被制造了出来。年轻的遇罗克，懂得毛泽东理论上的说教，却不懂得毛泽东政治上翻云覆雨的“一分为二”运作，因而不懂“因”论中的“根据”和“条件”，会随政治的变幻而相对位移。因此，《出身论》被中共判为“大毒草”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遇罗克论说“表现”
制造“血统论”的毛泽东和中共，多次公开宣布说，他们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因此，《出身论》以较大篇幅论述“重在表现”。
在提出了“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的论点后，遇罗克论证说：“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还以马列毛主义的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的“理论”来反驳“血统论”。他说：“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进而他认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
应当说，“重在表现”对任一阶级、任一阶层都是公平的，因而是平等的；但出于分而治之的政治需要，毛泽东的中共，特意为“黑七类”的子女们打造了一个“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歧视政策，蓄意用这种不平等政策来制造贱民，挑动对立。由此可见，用“血统论”来制造“黑七类”的政治贱民，让他在社会最低层里挣扎，就是中共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遇罗克虽然看出了中共把“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以便分而治之”的玄机，但可能因策略上的原因，他没有直接抨击产生这种不平等的根源——蓄意制造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只好用中共的“重在表现”政策来论证平等，致使批判显得软弱无力。
《出身论》说：“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罗克的反问和否定，是对毛泽东和中共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否定。人们都知道，实现剥削的手段是占有生产资料和雇工，这是常识。
但出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从列宁“每日每时都生长者资本主义”的“论述”，到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这种常识性概念，已经从经济学领域混入到政治学、思想学范畴之中；什么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叛(徒)、内(奸)、工(贼)等等，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刑事犯，统统都变成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雇工的剥削阶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剥削阶级”概念的否定。在制造了这些“剥削阶级”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有了现实根据——这是毛泽东的谎言构造术。在这种政治谎言的氛围中，出身于“地、富、资”家庭的子弟，由于是剝削阶级家庭出身，自然难逃“狗崽子”的命运；而“反、坏、右、走、牛、反、叛、内、工”家庭的子弟，因其父辈已变成了不占有生产资料“剝削阶级”，他们同样难逃“狗崽子”的命运。这是中共赤文化——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荒诞文化。
遇罗克剖析“保险”
《出身论》在抨击“黑五类”子女“不保险”时写道：“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他在列举了一些红卫兵头头的腐败行为后写道：“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
历史证明了遇罗克的预见。毛泽东担心的“修正主义”和“复辟”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于被他反复迫害了二三十年的“不保险”的“黑七类”和他们子弟，恰恰相反，搞“修正”、搞“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于他长期依靠的、文革初期被他打倒后又被他平反了的“保险”的官僚特权阶级和他们的“红五类”子女。请看历史这样写着：
1976年4月5日到天安门前反毛泽东的人，绝大多是中共的基础力量“红五类”子弟；
1978年“揭书”而起反叛人民公社、合作化复辟分田到户的，是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他们都是毛泽东依靠的贫下中农，无一例外；
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受到大多数官僚特权阶级拥戴的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八十年代起步、九十年发迹、二十一世纪初已“修正”和“复辟”成亿万富翁的红色资本家，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干部和他们的子女！
…………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毛泽东时代的“保险论”。但作为“血统论”变种的“保险论”，到了邓小平时代，其内容也随中共权力斗争的变化而变化。文革后，中共元老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保险”）。”王震也说，权交给别人他“不放心”（不保险）；他们放心的是他们的“红五类”子弟。由是，当年鼓吹“血统论”的骁将刘京、谭力夫之流，便平步青云，弹冠相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保险”是要提防“修正”、“复辟”，那么，邓小平时代的“保险”，则是要保住中共一党专政的权力，尽管邓氏的“修正”和“复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显然，历史这种荒谬式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变化，远比遇罗克的预言深刻、复杂得多。
遇罗克指控迫害
当《北京日报》为“血统论”推波助澜大量刊登“红五类”子弟遭受刘、邓反动路线迫害的文章时，遇罗克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受迫害的是“黑七类”出身的子弟。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即当时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笔法，指控了毛泽东和中共十七年来迫害“黑七类”子弟的种种事实。他写道：
“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
“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
“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激烈地抨击了“文革”初期刘、邓右派集团派出的工作队。他写道：“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在这里，他所说的“修正主义集团”，当指刘、邓右派集团。“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遇罗克还写道：“‘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备受压抑的遇罗克，发出了反抗“血统论”的呼喊！
遇罗克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无情地批判了“血统论”。在他看来，十七年来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他认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他在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后指出，“血统论”完全是毛泽东和中共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历史实证了遇罗克的指控：这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使“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形成了“新中国”雇主奴役下的第一批没有自由和人权的无产阶级贱奴。
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构建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其受害者不仅仅是“黑五类”及其子女！
毛泽东和中共不仅是制造“黑五类”或“黑七类”无产阶级贱奴的行家，而且还是在各阶层中制造无产阶级贱民的里手。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解放”了一大批资本主义贱民，即他们所谓的“工农兵群众”；但他们的一系列巩固一党专政权力的政策，却又在被“解放”了的“工农兵群众”中，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贱民。例如：
他们的户口政策，把城乡分割开来，使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变成了等同于贱民的二等公民；
政治和福利待遇比城市差得很远的农民，至今还不得不以农民工的身分，在城市里从事繁重的低劣的体力劳动，成了城市里的新兴贱民；
他们把工人分裂成国营工、集体工和临时工，甚至把集体工划分成大集体工和小集体工，使大批生产条件恶劣、收入微薄的小集体工和临时工，变成了工人中的贱民；
他们确立了官本体制，把官位分成二十八级，企、事业单位也按行政官阶套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
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把广大“工农兵群众”即老百姓，当成可以任意驱使和镇压的雇佣和奴仆（以大跃进时代为最），至今官民对立或曰官奴对立，反对官府的群体事件大量发生，就是这种官本体制祸根的裸露；
在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大量贱民中，“黑五类”或“黑七类”及其子女，处于贱民社会的最低层，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贱奴。
对此，遇罗克为捍卫“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精神，在《出身论》中呼吁：“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
也许有人会说，《出身论》是以毛泽东语录立论的，文中还赞扬过专制政体，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出身论》整篇都是用毛泽东说的来批判毛泽东做的；还应看到，遇罗克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批判，是借批“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之名进行的。这是回避直言的策略。不要忘记，在那个群魔乱舞、万马齐喑的时代，任何直言，都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四、平反
迫于正义的呼声，中共不得不重审遇罗克血案，并做出了平反决定。再审判决书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余音
在“血统论”横行霸道的黑暗中，倍受歧视的遇罗克，勇敢地抨击了由毛泽东和中共制定和推行的“血统论”，成了生活在社会最低层“黑七类”出身青年的代言人。
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出身论》无愧为黑暗王国中一颗耀眼的人权宣言书！
在万马齐喑、群魔乱舞的年代里，遇罗克不愧为捍卫“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先驱！
“文革”后，中共被迫淡化了“成份”和“出身”，回归了部份人性，遇罗克争人权的《出身论》功不可没！
比遇罗克年长7岁的笔者，却无罗克的胆识，真乃愧有余而悔无益也。谨选遇罗克狱中所书诗三首，遥祭人权先驱遇罗克：
其一：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正长。
其二：《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生壮鬼，
乾坤持重我头轻。
其三：
神州火似荼，
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
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
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
时发一短呼。
人权先驱遇罗克血溅《出身论》，凛然正气，永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