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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要毛泽东放下屠刀的陆兰秀殉党
陆兰秀 |
陆兰秀（1917～1970），女，江苏吴县人。1937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40年加入中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下关惨案”中，她同国民党特务斗争而被毒打致伤；1948年她同丈夫朱傅钧给第二野战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作出贡献。1949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和全国科协任职，后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她因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法西斯暴政，多次著文、上书中共中央，说“刘少奇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请毛主席党中央放下屠刀，向真理投降”，遭到了以27军79师师长向孝書为首的苏州市“革委会”的残酷迫害。1970年7月4日，被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枪杀于苏州横山脚下。1978年平反昭雪，198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刽子手许世友、向孝書等当权派，依然是革命领导干部。
1966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年近半百有学者风度的陆兰秀，刚从首都调回苏州，就迎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这场革命开始本不会触及她的皮肉；但她的思想与刘、邓右派主张息息相通，反对“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打倒一切”的暴行。她的倔犟性格使她偏离了刘少奇“驯服工具”的说教，认为对错误的东西不应该拥护，而应该抵制。因此，每逢参加会议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时，她都拒不响应。于是，她很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被打成“铁杆保皇派”。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一成立，5月3日，她便被以“叛徒”罪名收押审查。
在审查中，陆兰秀拒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拒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夺权”是革命行动。于是，她成了苏州市文化界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经过多次的批斗，没有能使陆兰秀屈服：她只跟着举手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拒不举手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在一次批斗会上，市革委属下专案组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们，想出了一个整治她的“锦囊妙计”：把“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合并在一起喊。陆兰秀中计了，她低着头不呼喊也不举手。于是，当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批斗。目睹者现场笔录如下：
批斗者问：“大家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你为什么不举手，”
陆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批斗者问：“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
陆答：“你们说他是敌人，我认为刘少奇是革命领导干部。”
批斗者问：“彭罗陆杨是什么人?”
陆答：“也是好人。”
批斗者问：“是好人为什么要打倒?”
陆答：“这是‘文革’的需要，‘反面教育’的需要。”
有人掏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责问：“党中央早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你看到没有?”
陆答：“我不相信!”
批斗者问：“你有什么根据?”
陆答：“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苏州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被打倒的并不是坏人。”
会上有带头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陆兰秀”、“陆兰秀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和“陆兰秀罪该万死”的口号，与会者“群情激昂”，也随着高呼。
陆兰秀昂起头高声对抗道：“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批斗者一拥而上，揪头发的揪头发，动拳头的动拳头，按“最高指示”，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此后，拒喊“毛主席万岁”的陆兰秀，正式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由于陆兰秀态度强硬，拒不认错，“罪行”不断升级，从1968年5月3日被收审起，到1968年9月23日，被关进了设在忠王府的“文化系统斗批改学习班”，而到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夕，她又被关进专为“铁证如山”的阶级敌人举办的“对敌斗争学习班”。毛泽东的“学习班”，是个集改造、批斗、审讯、囚禁和劳教于一体的专政组织，是中共借“学习”和“群众”之名进行迫害不同政见者的场所。在这些名目不同的“学习班”中，她受到残酷批斗和暴虐。“官逼民反”规律开始发作，逼着她向造反方向转化。
在“文化系统斗批改学习班”里，她还天真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了我们国家不会变修，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反面教育大演练。她说：“是反面教育，看来是有意识的一次反面教育……”。当她的身体升级到“对敌斗争学习班”里后,她的思想也有所升级，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都是要独立思考的。”她作出了属于自己判断：文革是毛主席本人的指导思想出了严重错误。对于毛的严重错误，她寄希望于毛泽东的自省。她上书毛泽东，力谏立即结束文革。她在信中写道：
“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
然而，她得到的回答是更加残酷批斗和暴虐。在“学习班”里的惨烈“学习”中，她被逼上了毛泽东不能批判的禁区，走上了“造反有理”的不归之途。她当着多人，突然站在床上，起下图钉，取下床头墙上的毛泽东像，表示要批判毛的决心。她的“反革命”行为，招来了一场接一场的毒打。1969年11月4日，在“学习班”中，被多次打得伤痕累累的陆兰秀，开始绝食抗议。在绝食其间，她写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共计两万多字的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等九篇文章。
1969年11月22日，她写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公开挑战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她写道：“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她认为，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她呼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大家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使毛泽东“接受大家意见”。
1969年11月26日，她将批判升级，写了《告全国人民书》的声讨毛泽东的檄文。她在檄文里写道：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统治者总是要塑造一些神像，利用宗教的天堂来麻痹人民，让人民每天祈祷上帝赐给自己每日的面包，以证明人民的面包不是人民自己劳动所得。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给人塑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神像，让人们每天祈祷神像给人们以理想的幸福世界，而这世界在反面教育的现实中并不存在。……请问世界上曾见过哪一个历史阶段有过这种事实，人民挣得的自由和幸福，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神赐给的呢？”
在檄文中，她对毛泽东愚弄中国人的伎俩进行了抨击。她写道：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利用生产关系中的各种集团阶梯和各种社会问题，在人民中挑拨离间，分化瓦解，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人民中的长期分裂和莫须有的仇恨，甚至造成经久不息的械斗，传之后代，难解难分。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干部群众互相斗争，利用社会历史所遗留和造成的各种问题，在人们中散布互相仇恨、互相敌视的种子，甚至破坏本来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友谊和和睦的家庭关系，并利用种种马列主义词句以证明这种现象是应该的、正确的。”“从来的统治者总是采用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
对于中苏边境流血冲突，她看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她在檄文中写道：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要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用以缓和国内的矛盾，以利镇压人民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利用边境问题，制造战争紧张空气，天天开动宣传机器，要人们准备打仗。”
对此，她警告中国人说：
“人们如果不觉悟，不奋起抵制，不采取积极行动，这种历史的倒退……如果人们永远束缚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或‘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的思想枷锁下，人们将永远得不到解放。”
三天之后，陆兰秀又写了《再告全国人民书》，进一步呼吁大家从神化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她写道：“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统治者的奴隶。”因此，“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分析其内容，然后决定应否接受和应否抵制。”
由此可见，她是当年中国一个少有的先知先觉又敢言者，她的文字，证明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女丈夫。她的檄文，使七尺男儿的笔者，自愧弗如！
1970年1月26日到30日，她连续写出了《居中》、《战争论》、《人之初》三篇政论，多角度批判毛泽东。
在《居中》中，她针对反毛就是反革命之类的口号批判道“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在《战争论》中，她批判了空喊备战“对人民封锁事实真相”的愚民政策说：“只管骂人家（笔者：指骂“帝修反”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子不会长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在《人之初》一文中，她反对随意把人称为“坏人”而加以专政的恶劣作法。认为人之初原本一尘不染，没有什么先天带来的善恶和好坏。她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应以新的统治者的面貌出现，不应把责任完全归之于个人，单纯地将他们判罪关押、斗争打倒，单纯采用专政手段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而要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最后消灭三大差别。
为了抗议迫害，1970年3月3日，陆兰秀写下了《请总部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3月5日，她开始第二次绝食。在绝食中，她又写下了《再电毛主席》、《亲痛仇快》、《人民的要求》等文章。
在《请总部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中，她以严厉的词句指出，文革已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祖国已濒于民穷财尽、国破家亡的边缘，时间已不允许再多拖延。”她敦促毛泽东和中共：“请毛主席党中央放下屠刀，向真理投降！”
在《再电毛主席》的电文中，她着重分析了发生文革这场历史大倒退的原因：“由于毛主席对掌握全国政权后的新历史阶段的规律没有全面掌握，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有错误，没有完全摆脱旧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看不见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对中国前途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排斥不同意见，坚持似是而非的一种修正主义理论，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强制推行，流毒深远，清除已感困难。”
绝食的第四天，在苏州市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提审时，因她拒读“坦白从宽，抗拒从言”的语录，被痞子、流氓无产者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囚室，忍着疼痛，写下一篇规劝“学习班”里的打手们，弃恶从善的杂文《亲痛仇快》。
在《人民的要求》一文中，她寄希望于有“橡皮图章”之称谓的人代会。她提出：“当务之急，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提出新宪法草案，开始新的历史篇章。”
随着她对毛泽东批判的广泛和深入，她的“罪行”也在不断罗织中升级：1970年3月25日，陆兰秀被正式逮捕。
在逮捕前后，她写出《陆兰秀代遗书》、《致毛主席的忠告信》和《自由》。
在《代遗书》中她写道：“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血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在《致毛主席的忠告信》中，她仍寄希望于毛泽东。她写道：“你应完全了解文化大革命至此不应再发展下去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千头万绪，任重而道远，拖延时间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请即作出决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通过文章《自由》发出了呼唤自由的声音：“千百年来，人们前赴后继，付出高昂代价争取自由，但是，由于有些争取自由的人掌握政权以后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引起的思想的改变，人民的自由仍然没有来到。人们不过是从一种不自由改变到另一种不自由。在新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许多自由权利，人们却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自由。对上级的逢迎吹捧，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排挤打击，这些形成了风尚，日益严重地剥夺人们的自由，从思想的不自由，转化为人身的不自由。意识形态里的不自由，并不比旧社会好多少。在新社会奴役着人们的不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还有被教条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被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剥夺了人们的最高权力——自由。”
在狱中，她对狱友张惠英说：“毛主席也说过，对不正确的领导，可以抵制。现在大家就要团结起来，抵制这种不正确的领导。……现在害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着急。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过去有个屈原，他对皇帝很忠，结果皇帝把他放逐了，他一气之下投了江。现在端午节吃粽子就是纪念屈原。我就等于当年的屈原。”
陆兰秀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一个1966年前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维护者，一个坚信“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实经历使她的思想深处，发生了自由思想的萌动，从而使她逐渐偏离了毛泽东“统一思想”和刘少奇“驯服工具”的教导，开始了“独立思考”的实践。然而，她的悲剧在于，这种反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主义的萌动，使她走上了充满魔难的不归之途。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的思想有所升华，开始呼唤“人们的最高权力——自由”，但留给她的时间太短了，三十多年的革命奴化熏陶太深了，她没有能够挣脱忠于党忠于君的羁绊：她要做现代屈原。可悲的是，两千多年前被楚顷襄王放逐的屈原，不愿以“皓皓之白”去蒙受世间的垢尘而投江自杀，她却没有那样幸运，赤胆忠心给她带来的是：就刑前被端下颔车，接着便倒毙在她所忠于的党和领袖的枪口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