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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死于共产党人共同犯罪下的史云峰
史云峰 |
1974年10月27日清晨，人们在吉林省首府长春市胜利公园正门前面的交通岗亭上，发现一张标语。上面赫然写着：
必须给刘少奇主席恢复名誉！
打倒刘少奇主席违反党纪国法！
广大干部、党员、工人怀念刘主席！
所谓文化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
这张标语立刻引起了轰动。在当年的人们看来，这是一条“十恶不赦”的“反标”，因而震惊了省、市各级领导人。
第二天，吉林省、市、区14个机关单位，先后收到了25张匿名传单。传单上写着一系列口号，与“反标”相似：
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马列主义万岁！
团结起来，为共产党宣言的原则而斗争！
巴黎公社普选制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我们信任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是我党的优秀革命家，优秀理论建设者！
必须给刘少奇同志及其他中央马列主义领导同志恢复名誉！祝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全党全军全民怀念刘主席！
刘少奇同志是野心家上台以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阴谋搞掉的！千古奇冤！
打倒刘少奇主席违背党纪、国法，是阴谋手段，是先戴帽子后打倒！《论共产党员修养》是部好书！刘少奇主席功大于过！
全党全军全民向陈毅同志、贺龙同志致哀！
必须给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以莫须有罪名非法罢官、降职，挂起不用的各级干部恢复名誉，解放这些同志！
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反党事件，政变暴乱，坏人上台，好人受气，党国全变，后遗症已愈演愈烈！
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路线！
文化革命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所谓工农大学实际是后门大学，文化生活八年发展不大，人们精神生活死气沉沉，这难道不是事实！这是为什么了？
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
口号虽没有点毛泽东的大名，但条条口号都是对他的声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些传单是“反动透顶”的。
当是时，毛泽东正向周恩来发难，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暗中批“周公”运动，各路诸候或自觉或被迫以紧跟而自保。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怀湘，原效忠林彪，林倒台后，据说转而效忠于江青“四人帮”，似属自觉紧跟派。面对批毛保刘、邓、周的传单，王怀湘立即运用权力，把这一事件列为“44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报告给党中央。接报后，当年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基于问罪党内右派的需要，亲自布置，责令公安部门派人到长春市协助破案。“44号重大反革命案件”也因而变成了“通天”大案。在王怀湘的直接领导下，长春市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大清查的破案活动。
是时，省、市两级党政机关先后成立了“44号”案件侦破领导小组，抽调了三百一十多名骨干担负侦破工作。省、市各系统、各单位层层负责，分片包干，都相应成立了“44号”专案小组。全市共成立专案小组1,652个，专案人员达六千六百多。在案件侦破中，全市所有文革中受过冲击的党员、干部、群众，都被列为嫌犯，上报的重点嫌犯，高达三千人以上。
案件很快告破：作案者是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25岁的青年工人史云峰。1974年12月24日深夜，史云峰被秘密逮捕。不久，又以反革命教唆犯的罪名，逮捕了吉林省二轻局供销处副处长傅长春、长春市教育局组织科负责人史云峰的舅父贾文会。此外，还株连了众多他人。据报导：从1974年12月到1976年12月的几十次审讯中，史云峰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逮捕当夜，专案组对史云峰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审讯中，史云峰直言不讳地承认了标语和传单全是他书写的。在多次审讯中，审讯者一再让他交待“目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不是软骨头，因为我追求真理！……像我这样思想的人，从党内到党外很多。不少人都有所流露，比我的还多！……我不过是有勇气正视这些东西，这些客观事物！其它同志的思想反映在我头脑中，我反映出来了……我完全是由于追求真理，不怕打击，因此很多东西并不涉及我的切身利益，而是要正视现实，为人类服务！”“甚至就连在座的老干部，有的也是这样认为，只是在这里不能说，回家去说。”
“其它同志的思想反映在我头脑中，我反映出来了”，株连了傅长春、贾文会等多人。
笔者认为，他说都是事实。过来人都知道，林彪在外蒙古爆炸后，中共中央重新洗牌，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以“四人帮”为中坚的左派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以老干部为中坚的右派两大集团相对立，权力争斗在他们之间展开。
从表面上看，党内左派集团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但党内右派集团实力与日俱增。
1973年11月底到12月初，毛泽东借中美外交等问题整肃周恩来，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势，但终被周恩来“深刻检查”的“太极功”化解。消息传出后，周恩来赢得了党内外一片同情和支持。林彪死后，多数老干部对革命不报希望，为了改善待遇，纷纷走起后门来，其中，尤以参军、上大学走后门为甚。为了打击右派老干部，江青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指责他是参军、上大学走后门的后台，迫使叶作了检讨。但为了稳住军心和舒缓老干部的对抗，毛泽东却在叶的检查书上批道：“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从此，后门大开。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尽管党内左派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但由于人们厌倦了毛泽东的文革，军心、民心自然的然地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右派一边汇集。1974年，笔者曾在许昌军分区内，目睹了一场军人牢骚。军分区政委，躺在值班床上，枕着双手，跷着二郎腿，静听参谋干事们发牢骚、讲怪话。他们对毛泽东“参沙子”参进中央军委中的领导干部不满，牢骚满腹。一个参谋牢骚说：“他们不行！打仗没有瞎子、瘸子、矮子不行！”我问：“谁是瞎子、瘸子、矮子？”答曰：“刘伯承，罗瑞卿，邓小平。”躺在床上的政委，用二郎腿的脚点了几下。天才的毛泽东对于基层官兵的这种反叛情绪不会不知道。为了安抚军心，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矮子”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年迈的“瞎子”刘伯承元帅，继续充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跳楼招致严重骨折的“瘸子”罗瑞卿，已被毛泽东平反，但还不得不在治疗中艰难度日。
史云峰的标语和传单，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可以说，生于贫寒工人家庭为人正直的史云峰，他的标语和传单代表了党内右派的呼声，也代表了厌倦文化大革命的广大军、干、群的党心、军心和民心。
1976年10月6日，华国峰同叶剑英联手，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泽东夫人江青，时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毛左派集团的倒台，应当说给反对毛左派的史云峰带来了光荣出狱的希望；然而，两个多月后的12月19日，他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杀于长春市市郊刑场。刑前，为了防止他喊冤，市公安局在其颈部皮下注射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嘴里塞满纱布团，用医用缝合线把嘴紧紧缝住。
1980年3月24日，中共吉林省委、长春市委召开大会，为史云峰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史云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同时，也为受株连者平了反。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史云峰学习!
史云峰走了，留给人们的却是不尽的思索。
中共吉林省委、长春市委为史云峰平反昭雪时说是“惨遭‘四人帮’杀害”的。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史云峰》一文中，作者说：（史云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无畏地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惨遭杀害。”作者还明确指出，杀害史云峰的是“四人帮”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怀湘，是他“操纵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判处史云峰死刑”的。显然，吉林省委和《坚持真理》一文的作者，把处死史云峰的罪责推到“四人帮”和王怀湘的身上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符合“主旋律”的规定。
在“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的“历史”面前，真实的历史竟变成了“谬误”。然而，权力虽可以任意打扮历史，但历史不会去打扮权力，也不会让权力打扮、篡改历史的行径得逞于永远。
翻开真实的历史记录看看：
从1974年12月24日史云峰被捕到1976年12月19日被处死止，历史匆匆过去了725天，差5天不到两个整年；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前，或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之前，是“四人帮”横行霸道之时，史云峰却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近两个年头！然而，就在“四人帮”身陷囹圄两个月又十三天后，他们的代理人，竟能秉旨处死史云峰，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再翻开真实的历史记录看看：
1974年12月24日前，仅长春市参加破案人员，就达6,600多人。
1976年5月31日到6月4日，长春市中级法院院长会议讨论决定判史云峰死刑。
6月14日，市中级法院院长会议再次讨论史云峰案时，院长表态：“史不杀掉，法院就失职。62年以后没有像这样的。”讨论中有多位检讨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专政理论没学好，特别是对走资派还在走没学好。一位副院长说：“我们的法律不是机械的，要根据形势而定。”16日，市中院院务会议最后决议：史云峰“现反罪”多数人意见处死，
8月23日，长春市委常委会讨论“44号”案件。会议纪要记载：“常委多数人意见判处史云峰死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死后的9月22日，省高院讨论“44号”案件后一致决议：以“现反罪”判史云峰死刑，立即执行，
12月1日下午，省常委讨论“44号”案。常委一致意见：判史云峰死刑。执行死刑定于12月19日星期日。
17日，向史云峰宣布判决书。史云峰当即反对，拒绝按手印，被两个管教员强行拽住在回执上按了手印。当晚，史云峰上诉，因戴刑具不能书写，口述由同监犯人代笔。
史云峰的上诉书送抵高院，接上诉书的副院长说：“主罪没变化，仍按省委意见办。”
当史母贾秀云得知儿子的死刑判决后，当即口头上诉，次日书面上诉省院。两天之中，史母跑遍市法院、公安局、市委，甚至拦车喊冤，但遇到的都是冷冰冰的面孔。
12月19日上午，省市法院向史云峰宣布驳回上诉，并验明正身，准备执行。史云峰大喊冤。于是，缝其嘴而消其声。
共产党人共同犯罪的主要负责人、“‘四人帮’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怀湘”少将，于1977年初离职，走马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
显而易见，史云峰之死是共产党人共同犯罪的结果。遗憾的是，讫今为止，没见一个当权者，没见一个共产党员，也没见一个毛泽东的“群众”，因良心再现而为史云峰的死忏悔、谢罪。因为，共同犯罪者都是中共的依靠力量，他们听党话的奴性和对敌斗争的流痞性，需要加以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