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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逼走音乐家马思聪
马思聪是中国杰出的音乐家，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被周恩来从香港统战回国。他作为无党派文人的身份与香港一批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应邀北上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及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鉴于他在演奏、教学和创作上显著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在三、四十年代倾向于中共的政治立场，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新建的全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从此，他结束了颠簸不定的生活，得以在安定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地从事教学、创作和演出活动。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流逝，他同大多数统战对象一样，民主意识与专政体制的冲突，使他的统战价值不断贬值。1957年反右中，他险些被打成右派。到了六十年代，他同大多数统战对象一样，统战价值告罄！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毛泽东又通过《十六条》发出了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显然，统战价值告罄的马思聪，被列入专政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暴虐，逼着他于1967年1月16日，偕全家冒死逃出中国。2008年6月11日，凤凰网刊出的《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真相》一文，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他被统战、出逃前后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我国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他那坎坷、飘零的一生，他那对音乐的痴迷与追求，以及对当代中国音乐事业的贡献，使他在当代中国音乐史中占据重要的一页。但是，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史无前例的迫害，被迫含冤出走，流亡国外，蒙冤达18年之久的遭遇，也是当代中国音乐史上所罕见的……
杰出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戏剧之乡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在这里，马思聪接受了严格的小提琴训练，其演奏技巧日臻成熟，同时学习了作曲。1931年初，马思聪告别巴黎回到祖国，来到南国广州，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生涯。1932年，马思聪与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在此期间，马思聪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最有影响的为《蒙古组曲》，其中的《思乡曲》，成为他的代表作。解放后，这首小提琴曲，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为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全国解放前夕，马思聪面对美国人邀请他全家去美国定居，丝毫不为所动，毅然来到北京，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华北文工团团长、全国文联常委、全国音协副主席等职。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拥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牟取暴利进行“偷渡”。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马思聪一家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想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马思聪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口，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叛国投敌”和流亡生涯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已经出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逼供。“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笔者：马思聪出逃后，他的哥哥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马思武，被株连“有罪”，诬其帮助弟弟“叛国投敌”。1968年7月10日，他被揪斗于学校主楼“君儒楼”中，挨了耳光后，又被折磨到夜里11点。凌晨，他从“君儒楼”顶跳下自杀身亡，为弟弟殉身，年63岁。他死后，其法国夫人只好离开中国。)
1968年1月18日，在经过8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专案组终于结案了，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
在国内对马思聪出走进行审查的同时，马思聪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煎熬。到达美国后，美国先把他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村的一栋别墅内暂住。在此期间，马思聪拒绝了美国方面提供的“政治避难基金”。1967年4月，为了澄清社会上对他出走的众多流言，马思聪首次公开露面，在美国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马思聪没有一句责怪他祖国的语言，相反，他只是控诉了“文革”极“左”错误给中国、给他本人带来的灾难，只是如实地讲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表示：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的工作环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当前中国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他坚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而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
历尽曲折获平反
在马思聪于国外年复一年思念祖国的煎熬中，他的祖国也发生了变化。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表示“我部经过讨论赞成公安部的决定。现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马思聪先生及他的家属，并请有关单位立即着手落实有关平反的各项规定”。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致函马思聪，通知他公安部、文化部关于为他平反的决定。3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了这一平反决定。因马思聪冤案受牵连的有关人员也得到平反。1987年5月20日凌晨，马思聪因心脏病手术失败，病逝于美国费城宾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75岁。一代音乐大师与世长辞，他至死没能实现回到祖国的宿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