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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死里逃生的王容芬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来京的约100万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庆祝大会——文革史称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这次“接见”中，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19岁的王容芬也参加了。她是学德文、研究德国文化的，比较熟悉德国历史。“接见”的狂躁，给她的第一个感觉是德国纳粹运动。后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彪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
“豁出去了”，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几乎会要她命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她终于说出了她想要说出的心里话，但她十分清楚，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说出这种话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当她寄给“伟大领袖”的这封信发出后，她便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但当她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公安医院里。
离开医院后的9月末，王容芬便被投入监狱。9年后的1976年1月，以“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等反革命罪，正式“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在毛泽东死后的1979年，她被无罪释放，冤狱13年。她虽是个幸运儿，但为中国已献出了她的美好青春：进去时，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出来时，她已33岁；牢狱中的折磨，使她变成了半老徐娘，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监狱的折磨虽能改变她的容颜，却无法改变她的信仰。1979年3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和她的母亲，来到榆次监狱，向她宣读释放她的“改正”判词。当听到判词中说她“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的谎言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没有反‘四人帮’。”可悲的是，在“主旋律”的洗脑下，许多中国人对这种谎言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1981年，王容芬进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成了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翻译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
信仰没有改变的王容芬，2008年，给中共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说：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文革”，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王容芬是个幸运儿。比起那些因揭穿“皇帝新衣”而残遭枪杀的遇罗克、林昭等先烈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人造浩劫的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