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20章愚弄的见证——知青上山下乡1） ...

第20章  愚弄的见证——知青上山下乡 

20章目录

导 语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听取“毛主席的声音”。文革中，这种声音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据调查：会宁县是个小县城，是个市民与农民混居的城镇。住在那里又常回乡住的50岁农民王秀兰，要回乡住一事被记者发现，采访时，王秀兰脱口说了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话，被当做典型登在《甘肃日报》上。《人民日报》转载时，毛泽东提笔在“城里”中间加了一个“市”字。《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加了编者按。编者按公布了毛泽东12月11日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一”指示。“1211”指示使《人民日报》的报导与编者按牛头不对马嘴：前者是城镇居民“自愿”到农村就业问题，后者是要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问题。尽管《人民日报》语焉不经，但传达毛泽东的“1211”指示的声音却无比强大。自此，一场改变一代城市青年和千百万个城市家庭命运的运动，便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原来，经过两年多的“横扫”、夺权和武斗，工业总产值连年下降，其中,1967年下降13.8％，1968年又下降5%，粮食比上年也减产175亿斤，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企业人浮于事，已不可能再增加新的职工。与此同时，累积在一起的66、67、68年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已达1,100万人，而66、67年的小学生要升入初中，“催着”“老三届”让位。严竣的就业形势，要求中共尽快作出选择。天才的毛泽东迅速做出决定：把城里的“老三届”学生撵到乡下去，那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便于接纳。于是，他大笔一挥，便把驱赶学生下乡务农提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政治高度，料想无人敢于抗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则是“自私的、落后的、保守的”，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已。那么，为什么不让学生到工厂、矿山去直接接受先进的工人阶级再教育呢？由此可见，毛泽东践踏人权的“1211”指示，堪称当时最荒谬、最可恶又最美丽的谎言！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广播的当晚到次日，在各级新生革委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有人把毛的谎言变成了诗歌，在广播中反复播出：“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当毛泽东大喊大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还是这个毛泽东，他曾多次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因为“农民阶级是自私的、保守的、落后的阶级。”因此，他把农民列为教育和改造的对象。他“教育”农民的办法主要是，组织由干部为主、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为辅的工作队、组，到农村中去，对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教育”。例如：为了敦促农民造反，他便组织干部和知识分子，利用“农民讲习所”等形式，煽动农民起来闹革命；在土改运动中，他派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工作组到农村去，诱迫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又组织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工作组，深入到农村家家户户，威逼农民们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四清”运动中，他把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大规模的工作队，派到农村，鼓动农民起来清算农村中的官僚特权阶级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吊诡的是，“四清”尚未结束，农民们意外受到毛泽东青睐和重用，瞬间变成了教育者，而知识青年和紧随其后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例如那些曾经教育过农民的工作队、组成员，那些始终处于领导和教育农民地位的各级干部，瞬间都变成了农民的“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接受农民们的“再教育”。荒谬的和随心所欲的“再教育”理论，是毛泽东最高、最荒谬、最无耻的谎言之一！

    毛泽东的最高谎言，就是政策；而在1963年10月，周恩来亲自部署、起草、制定的15年不变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这个违工业化规律、逆城市化潮流而动的决定，就是法令。在“舆论一律”强权和谎言运作下，全国开始了现代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著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间，运动以其强大的威力，冲击了全国各地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和农村中的村村寨寨，各地城市中的约1,700～2,000万个青年学生，包括尚未成年的十四、五岁初中女生，在中共软硬兼施的“动员”下，先后“自愿”地、“高高兴兴”地远离父母，到穷乡僻壤里落户为农。

    文革中，这场延续10年的曾使近两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始发于五十年代。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在一个材料上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政府，先后组织了800～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大多数是政府不予补贴的回乡知识青年。1963年10月，周恩来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并说“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1964年1月17日，周恩来又将15年不变的《决定》，下发到全国，要各地遵照执行。

    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教导，是句美丽的谎言。中国农村的确是个“广阔天地”，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集体主义被美化、神化、从而官僚权力化，人皆有之的人类天性——自由、私有和个人主义被妖魔化，农民们由此被奴役，他们的智慧必然被约束在雇主和农村官僚特权阶级许可的范围内，不可能自由发挥。因此，无论是被驱赶到农村的城市知青或是回乡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而周恩来“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谎言，更是城市化潮流的历史反动。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到1966年7月，全国先后又有129.28万城市知青，被各地政府“动员”——驱赶到农村。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马列社会里畸形经济、畸形教育条件下的特有的践踏人权的畸形运动。这个运动，从五十年代开始，1968年11月又大规模重新启动，最终在1978年哀鸿遍野的嗷嗷声中，悄悄而缓缓地落下帷幕，给历史留下了一页至今无法忘怀的篇章。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发动和周恩来领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他们发动和领导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手工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运动使老百姓付出了沉重代价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那样，在制造了无数苦难、侵权、暴虐使知青们付出了重大代价后，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1978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懊丧地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据专家们估计，包括知青家庭花销在内，全民至少花了三百个亿，而“国家花了七十亿”，是中共无法再缩小的数字。正是：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毛泽东和周恩来制造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中共的初衷是什么？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在档案死不解密的情况下，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主旋律”的统治下，广而言之，不外是最高谎言的重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消灭三大差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各种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经济运动，无不打上“革命”、“解放”、“无产阶级”等美轮美奂的政治标签，上山下乡运动焉能例外？但当考察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后，人们会发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说到底不过是个在畸形经济、畸形教育条件下以安排劳动就业为目的的借以疏散城市中潜在的动乱势力、减轻城市负担从而确保城市稳定的专政措施而已。其他说法不是托辞，便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