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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列毛社会里的畸形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与美、英、法、苏等同盟国一起，战胜了德、意、日等法西斯协约国，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自此，中国一洗百年屈辱，以五大强国之一的身份屹立世界之林，理所当然地成了据有否决权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二战中，除美国外，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国家都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重建国家，各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经济建设。
不幸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的政治、军事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崇尚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崇尚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内战，击败了国民党，主宰了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仅次于苏联的强国。从此，中国进入了一党专权的毛泽东时代。1971年10月25日，在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家的支持下，共产党中国继承了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成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主宰了中国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替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的理论，但它又是一个违反自然法则的理论。马克思无视当年集19世纪上半叶经济学之大成的均衡价值说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资本论》中，以抽象劳动价值论推导出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使马克思的追随者得以从理论走向流血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政治上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经济上消灭一切私有制，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建立以中央计划为中心的公有制经济体制。马克思在论及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的作用时说：“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据此，列宁明确提出和使用了“计划经济”这一概念。1922年他说：“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又说：“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于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便把工人阶级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成了工人阶级的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接着，他们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自居，遵照马列教导，以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身份，开始构建起所谓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间天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构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有庞大官僚机构来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的、有强大武装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言行的政府。由于这样的政治体制与人类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然属性相冲突，当权者必然强制人们进行思想改造，要求人民做“党妈妈”的儿子，做党的“驯服工具”——奴隶，并把“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是权力拜物教权力情结之必然。
从1953年下半年起，权力情结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遵照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在中国开始了“人间天堂”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化三改造”中，在“以钢为纲”的工业化过程中，他们依靠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枪杆子”，在农村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在城市强制实行小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家化。到1958年，他们把全国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土地、矿山、工业、交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和文教卫事业全部收为国有，使中共党和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从而取代地主、资本家和自由职业者，成了全国唯一雇主。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相呼应，他们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满足其需要的体制和制度，如一党专权的中央集权体制，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宏观管理体制和统购统销制度，以及反对“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思想的教育体制，等等，自然而然地把国民经济畸形化：在打造“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国民经济二元体制的同时，用限制农民进城的户口管理制度，使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固结化，阻断了城市化的进程。
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马列说教。
1776年首次出版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他在早于《资本论》91年的书中论述市场经济时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机制是“人性”——自我改善欲望的驱使和理智的引导。正如一位希腊哲学家说的那样：“对自己奉献最多的人，就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
1944年，弗·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写道：“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而这种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使相当多的产品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这种体制中，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其消费品价格也会被严重扭曲。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和信息问题。哈耶克的“个人主义”是指在生产和消费上，社会应尊重个人独立作出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位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被西方公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绝无仅有的政治经济学家。
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导致贫困的二元经济结构后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向城镇转移，不仅能推动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和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还能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从而能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惜，这些有悖于马列主义的有价值的理论，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被中共认识和接受。二十一世纪之初，当官方承认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使约两亿“农民工”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已对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机会已错过了至少三十年。对此，一位经济学家感叹道：“从各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转移，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都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实现的，而我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错失了这个机会。”
基于偏见、无知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雇主专政权力的需要，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远见卓识，被毛泽东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斥之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他们逆潮流而动，拒绝市场机制和城市化方针，并以“消灭三大差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培养接班人”等谎言，粉饰侵犯人权的行径，驱赶数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进行所谓“大有作为”的艰苦劳动，全力打造城乡隔绝、对立的使国民经济畸形化的二元体制。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其本质是全能的国家雇佣主义，即雇主将城市孤立、封闭管理起来，并使农村作为国家工业化的牺牲品。
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显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毛和中共把封闭管理起来城市建成“大锅饭”式的计划体制。在城市，1951年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使城市有相对于农村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行政、事业单位和一般企业中就业的干部和职工，还可享受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医疗服务。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还可享受定量的、平价的粮、油、肉、蛋供应，而这种计划供应，在灾难的三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此外，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和某些紧缺工业品的供应上，城镇中的非农业人口都有一定的计划保障。在“大锅饭”的城市中，大型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干部职工，相对生活条件最为优越：由于企业能从政府计划的“剪刀差”中获得较高的利润，使企业有钱为他们举办学校、医院、提供住房等福利事业，有钱给他们发放奖金、补贴，从而使他们能享受到比其他市民高得多的薪酬和好得多福利。总之，在中共计划下，城市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雇主和各级官僚的恩赐，得到“党妈妈”的关照，因而，生活远比农业人口好过得多。
农村呢？在毛泽东的设计中，农村人民公社也是“大锅饭”式的，但它是一个政社合一、自给自足的无需政府计划供应的实体。他说：“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到1966年5月7日，他又把人民公社定义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毛泽东规定，人民公社不仅要大办农业，大办农副业，还要大办工业、商业、学校、医疗、卫生和军事，甚至大办即全部自筹农民的社会保障。1959年他还曾提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打造的农村公社体制，以其成分单一的一元化结构形式，试图在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中，以平均主义和不等价交换等行政手段，取消社会分化与分层，切断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流动之源。他们还以15.5%的农业税和相当于农业税60～80%的杂项赋税的沉重负担，掠夺农民，使农业背上了沉重包袱。他们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特别是针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了巨额积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强使农民对工业化“贡献”了6,000多亿元。中国广大农民，在没有社会保障、发展乏力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里，在城乡不平等的计划、分配、赋税和户口管理下，在被贬为低于市民的二等公民的同时，在城乡间、工农间的流动管道被堵塞的封闭环境里，被迫长期在人均不足2.7亩的土地上挣扎，过着吃不饱、穿不暖和无钱上学、就医的贫困生活，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善。因此，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有经济学家还在大声疾呼：“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然而，雇主毛泽东却赋予农民们以极高荣誉——“再教育者”：城市中以数千万计的干部、学者、教授、教师和知识青年，都曾被驱赶到贫困的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者”——贫苦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和中共打造的使国民经济畸形化的二元体制，截断了城乡沟通渠道，阻遏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滞迟了城市化的进程，扩大了城乡差别，使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数千万计青、少年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迫失学、辍学而上山下乡。
在枪杀、自杀和饿死数千万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滞后：一边是纵向比较，国民经济每年有12.5%（？）的骄人增长；一边是横向比较，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惊人下滑。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所著《世界经济200年回顾》一书中披露，在1952～1976年的24年间，中国大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2%，人均GDP增长62.2%。而同期，日本增长了549.2% 和396.7%，韩国增长了604.1%和306.4%，台湾地区增长了684.9%和310.7%，巴西增长了402.9%和402.9%，墨西哥增长了332.3%和332.3%，埃及增长了265.5%和111.7%。同时，中国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从1949年的5.7%，下降到1976年的1%。但据中国社科院统计则乐观得多：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1952年是5.2%，1978年是5.0%，26年下滑了0.2个百分点；中国人均 GDP占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是23.7%，1978年是22.3%，26年下滑了1.4个百分点。这种“统计”虽很乐观，但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统治的27年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毛泽东和中共用无产阶级专政打造的二元体制，滞塞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拿不出钱来增加教育投入，也无力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来吸纳失学、辍学的青、少年，于是，在他们计划管理的城市中，驱赶失学、辍学的青、少年上山下乡，便成了社会主义计划者的必然选择。
曾是俄共领导人的托洛斯基，在1937年说过：“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马列主义用暴力方式打破了旧的地主、资本家与奴隶的不平等关系，却用“枪杆子”构建起了新的雇主、官僚特权阶级与奴隶的不平等关系，或曰“公仆”（官员）与“主人”（人民）的不平等关系。中共驱赶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中去接受劳动改造，就是这种不平等关系在就学、就业等问题上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关系直到九十年代，已演变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冲突。与此相呼应，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悄悄把马列主义淡化为马克思主义，又迫不及待地把它定义为荒诞不经的“发展科学”，借以成为继续愚弄百姓、巩固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