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二元体制使农民变成农奴
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后，私有制开始出现，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出现分离，便产生了奴隶主、奴隶和自由民共存的奴隶社会。为了管理奴隶或曰人民，商代大奴隶主商王，将全国分封给侯、甸、男、卫、邦伯等诸侯，使其成为各地奴隶主；诸侯又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任命邻长、里胥、赞师、鄙正、县长、遂大夫等官员去管理奴隶。奴隶时代的特征是：大小奴隶主拥有绝对权力，剝夺奴隶的人身自由权，只给他们维持生命的经济权利。在“新中国”，掌握了全国所有资源的雇主，为了管理人民，将经营管理权力分交给各省省长，各省省长，又将经营管理权力分交给各个地区专员、县长、公社社长、大队长、生产队长等官员。这些“长”形式上正职，但实际上是副职，一把手都是上级任命的各级党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他们是各地的实际雇主代理和奴隶管理者。在一党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雇主和奴隶管理者拥有绝对权力，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农村，毛泽东在赋予农民为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者”的同时，却授于各级官僚特权阶级即所谓的“公仆”为“再教育者”的教育者、组织者和监管者。在这种荒诞的环境里，作为人民公社“主人”的农民，他们的人权、自由权和经济权亦即他们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戴着“再教育者”桂冠的农民，从来都是受管教者。因为，毛泽东多次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为了使农民惟命是从，毛和中共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反宰杀牲畜、拔白旗、反右倾、反后进、民主革命补课以及持续十多年的学大寨等政治运动，在用宣传、批斗、管、关和枪杀来“教育”农民的同时，强化了各级党的书记的绝对权力，使他们成了党的化身，成了说一不二的“邻长“赞师”和“遂大夫”。“听话要听党的话”、无私奉献和集体主义，成了他们教育农民的主题，也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挡箭牌。“公仆”们“教育”农民手段之无情、残酷，使“旧社会”里的地主豪绅和奴隶主们，都望而生畏。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通过历次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一批官僚特权阶级逐渐形成，他们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不得不承认，这批人是与贫下中农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对奴隶主绝对服从；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里，也出现了类同法则：“不服从者不得食”，或少得食。毛泽东在1965年春节谈话中，曾对文艺工作者发出过严厉的命令：“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这话虽不是对农民说的，但对农民的威慑不亚于文艺工作者。为了平息农民的对抗，毛和中共便施之以“恩”，在公社里开展起“四清”运动，清理整治基层干部中贪污、多吃多占、多计工分、欺压和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等腐败分子。然而，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分歧严重，上层权力斗争加剧，“四清”半途而废，最终演变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比较有良心、比较开明的务实派，他们像彭德怀那样同情农民的疾苦，主张“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给农民一些自由，放农民一条生路。但他们遭到了毛左派的清算，代之而起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据笔者观察，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极左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他们捧着马列主义本本，口中念念有词，唯权是瞻，唯毛是理，学着毛泽东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对付农民，把农民当成现代式的农奴，任意驱使。在北大荒，笔者就听到过贫苦农民们的忧世怨声：“宁愿当亡国奴，不当国家主人。”怀念伪满拓荒年代。
在这些极左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中，陈永贵是他们的代表。这位当年扛过长工、当过日伪情报员被百姓骂为“陈二鬼子”的陈永贵，在毛泽东时代，平步青云，一路飇升为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时称“文盲宰相”。毛泽东的口号是“革命加拼命”，陈永贵就喊“大批促大干”。在“革命加拼命”和“大批促大干”中，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百万件，死亡人数至少有十万人之多。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县当雇主代理的13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拼命”加“大干”致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又据《人民日报》1979年８月13日报导：在昔阳县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2,061人，“革命”促“大批”造成冤假错案3,028件，导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毛泽东谋划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同毛、周一样，陈永贵罪责难逃！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不仅占有土地、牲畜、工具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奴隶及其全部劳动成果。这就决定了奴隶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服从、人身依附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公社里，土地、牲畜、工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农民的所有劳动及其全部劳动成果，均归人民公社所有，农民变成了无产者，这就决定了人民公社社会的道德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因此，各级官僚在教育“再教育者”的农民时，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国家服从谁呢？他们没有说。但明白人都清楚他们的潜台词：国家服从共产党，共产党服从毛泽东。这种个人→集体→国家→集体(党) →个人(领袖)即从个人到个人的循环往复，就是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由于雇主拥有绝对权力，而各级党的书记又是这种权力的代表，因而各级党的书记就是这种集体的化身，他们也自动代表了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根本利益”。在集体主义道德指导下，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绝对服从这个集体的所有者及其代表，而1958年1月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又强迫农民依附于这个集体的化身及其主人。因此，毛和中共所谓集体主义，可以说是古代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服从、人身依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和中共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反人格、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铁笼子主义，与建立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团队精神，格格不入。在集体主义横行的人民公社里，官员要农民们无私奉献，“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连“大公有私”也不行。因为，最高的谎言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是一致的：为集体、为国家就是为自己。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大公无私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在“革命加拼命”和“大批促大干”中，“他们每日劳动平均达14小时以上。由于‘不劳动不得食’，人们只得披星戴月地干，干得正吃着饭就呼呼睡着了；可是饭罢，哨子一响，人们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工。”农民们抱怨说：“早上三点半，中午嘴嚼饭，晚上看不见。”又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人，不仅有青壮年，还有老人、小孩、孕妇和抱着小孩子的母亲，甚至还有“提着药罐子的病人”！在“斗私批修”中，农民们只好在近乎无偿的条件下为集体劳动，他们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得出奇，连最起码的温饱都难以维持。由此可见，在公社这个集体中，农民都是真正的奴隶，各级官员则是各地真正的奴隶主代理或管家。
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图20-1：大跃进时豪情万丈，肚皮空空的现代农奴。 |
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1965年曾在贵州农村搞“四清”，亲历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在公社里，农民是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谁想务工经商，谁就会被批成不务正业，谁想方设法搞点家庭副业，谁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不行；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有很细的规定，种的不对，拔掉。田纪云无限感慨地说：“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图20-1）
对中共革命贡献很大的湖北省红安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223个将军，输送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人民生活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比以前更穷。据报导，1975年的几个月之中，便发生了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例如，一位烈属姑娘，全家辛苦一年，到年底分红，才得到六元钱，不够买一件衬衫。绝望的她，穿着破烂衣裳，与另外4位姑娘一起跳到水库里。5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红安县委父母官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她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并不比汉族好。宁夏同心县80%为回族，1973年的人均收入仅7.8元。四川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本族普通农民生活：“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去买盐巴过年用……”
在集体主义奴役下，农民们不敢硬抗，却找到了软抗的办法——磨洋工。“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磨洋工和怠工，使公社里出现大量半值和零值劳动，隐蔽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据蔡昉主编的《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一书估计，整个二十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多的剩余劳动力。
在1958年，当毛泽东发出“大炼钢铁”号召后，全国上下齐动员，齐批私，九千万人齐出动，人民公社男女老少齐上阵，小炼铁炉像树林一样，遍地开花。然而，小高炉竟敢无视毛泽东的“伟大”号召，炼出来的都是些无用铁渣！大炼钢铁的失败，却得到了毛的首肯。他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笔者：实际200亿以上)，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这样，全国九千万人数月的繁重劳动，成了无效劳动；而这种造成伤亡无数的无效劳动，在“伟大领袖”那里，“理直气壮”地变成了学费。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映!（图20-2）
图20-2：1958年大炼钢铁中“付了学费”的甘肃武威县的儿童 |
有报导称：“据1976～1977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1980年上半年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的统计，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几乎接近1/3。截至1977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1955年。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约占2/3，具体地说，公社化二十年中使2/3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1/3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1亿1千2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1角1分钱，有1亿9千万人每天挣到1角3分，有2亿7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1角4分。”
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1958年中期到1961年中期的三年里，全国农民饿死了3,000～4,500万，其他年份饿死人也寻常见。有学者论证说，其他24年中，平均每年饿死300～400万农民。此据笔者观察，平均每年饿死300～400万人有些夸大，但每年饿死数万人到一、二十万的可能性最大，饿死率约在万分之二左右，应属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值。由于“饿死”的标准难以界定，缺乏共识，笔者“有些夸大”的评点，也难免有武断之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公社的农民们，在近乎无偿条件下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或曰利润，即15.5%的农业税、相当于农业税60～80%的杂项赋税、以及统购统销中以低价统购农产品造成每年200多亿元“剪刀差”，都无条件地奉献给雇主的“国家”了。正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否定一个对无产者不合理的社会时，却把一个更不合理的社会扔给了无产者。”在《凤凰周刊》的《半夜鸡不叫？》一文中记载：曾在地主“周扒皮”家扛过长工的孔兆明，在“忆苦思甜”会上说走了嘴：“我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话还没说完，便被干部拉下了台。
为中共夺天下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在集体主义奴役下，完全麻木了。对此，当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曾高兴地说：“中国人民实在好啊，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1957年，中共开始实行控制户口迁移的“新”政策。1958年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上，代表们按中共中央决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条例》推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截然分开，人为地打造了一堵有中国特色的“柏林墙”。这堵“墙”，剥夺了农民们从“旧社会”带过来的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自由权利，成为人身依附于人民公社的没有自由的奴隶，世世代代“脊背朝天”地给人民公社做贡献。这个违宪《条例》，像个无形枷锁，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农民身上套着。
在人民公社狭小的天地里，农民们不仅被剥夺了居住、迁徙自由，同时也被剝夺了选择工作的自由。在“旧社会”里，农民给地主扛活，如果不顺心，可以另选他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在人民公社里，你就没有了这种自由：住在队里，干在队里，“党叫干啥你干啥”，没有选择的余地。由此可见，人民公社是名符其实的铁笼子！
人民公社的干部特别是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大都是惟命是听的管理者。农村里不乏知识人才和能工巧匠，但在他们的治下，许多人的知识和才能受到了压抑，不能自由发挥。笔者在黑龙江密山县三梭通公社里，曾遇到过几位能工巧匠。一位颇有文化的种植能手，姓王，他种的国光苹果响誉附近乡里。合作化后“以粮为纲”，他失业了。1964年我无意在他的庭院里，发现了十几棵修剪整齐的苹果树，可是，第二年“四清”中，统统砍光，割了他的“资本主义尾巴”。一位木匠，他的一些简单工具没有被集体化，但工具已经锈蚀斑斑，因为，队长不用他。一位自学成才的劁猪能手（给猪做绝育术），手术刀被没收，因为，他没经畜牧站批准，属非法行劁。一位中学数学老师，教学二十多年后扛起了锄板，因为，他出身地主，被解雇了。
在“旧社会”里，农民有逃荒的自由。那时的官员，不怕给国民党政府脸上抹黑，饥民们可以携家带口成群结队地逃离农村，逃到都市或其他地方行乞要饭。在人民公社里，他们的这种权利，都被残酷地剝夺了。你是否还记得，在“信阳事件”中，官员们派出民兵，撒下天罗地网，把饥民们团团围困在家里、村里饿死，生怕他们跑到城里要饭，去“污蔑”社会主义，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沙俄伊凡三世，曾于1497年颁布法典，规定农奴在每年指定的日期，即在秋后尤里耶夫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的一个星期中，可以自由地转换农奴主。人民公社没有这个规定，农民没有转换到其他公社或城里去的自由。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比沙皇农奴制“先进”的地方。当子女们争气考上大学时，当子女们身体强健能参军当上解放军军官时，当“走后门”成功搞了个招工指标时，他们的子女立刻会脱离父业，脱离公社，实现“农转非”，变成个自由人（与父辈比较）。显然，这比沙俄农奴制要“进步”得多，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
人民公社的户口管理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控制人口按计划流动，将绝大多数农民束缚于农村，借以减轻城市负担，对巩固雇主的一党专政十分有利。尽管这个制度被农民们骂成“罪该万死”！
人民公社比沙皇农奴制最为“先进”的地方，莫过于农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了。可惜，这种权利太民主、太现代化了，农民们“愚昧”得竟然享受不了，急需“加强党的领导”。因此，农民们选来选去，选出的队长仍然是党支部“内定”了的，为他们“当家做主”的人，依然是不要他们选举的党支部书记。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湖南一位县委书记，在讨论中大胆地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这位县委书记的描述，活画出了人民公社里现代农奴的真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