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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元体制使城市化停滞不前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城乡“剪刀差”逐渐缩小的过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载体。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和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历史已经证明，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城市化水平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然而，毛泽东的农耕思想阻滞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说：“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又说：“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根据毛泽东的说教，1955年9月，国家建委给中央写的的报告中说：“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利益出发，把生产与民生（消费）对立起来、把城市化与工业化对立起来，用计划来制止自然聚集效应——这是毛泽东农耕思想的初始表演。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在中国建设农耕社会主义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设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自此，中国城市化停滞并呈现倒退，毛泽东通过抑制城市化来推动工业化的方式也达到了极限，走到了尽头。
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城市化，在毛泽东农耕思想的二元体制下受到重挫。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小城市由115个减少到105个，小城镇由5,400个减少到2,900个。城市化水平在五十年代初增加较快，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4%，提高到了1957年的15.39%,七年增加了4.75个百分点。但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中国城市化开倒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1976年是17.4%，十六年间降低了2.3个百分点。隔海相望，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韩国，其时，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从1962年的57％，下降到2000年末的9％，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城市化开倒车，使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付出了代价：被迫辍学，被迫落户到农村、农场，在贫瘠土地上进行没有希望的劳动。一位叫定宜庄的作家说得好：“政治上的动荡，经济决策上的失误，每次都以大量青年的不能升学和被送往农村为代价。”
在二元体制下，农村公社里隐蔽了大约两亿剩余劳动力；在二元户口政策的固结下，这些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为城市化做贡献。这种积累和贡献，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约两亿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务工，但机会至少错失了四十年。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化的停滞和倒退，与国民经济畸形化相辅相成，四个现代化成了摆在餐桌上的图脯和画饼；到1976年，国民经济已沦落到了崩溃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