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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泽东把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钢为纲”，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农业、手工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马列本本中规定了的，是以牺牲民生为前提的，是苏联共产党已走过的路。毛泽东和中共认为，有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帮助，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天堂指日可待。在毛泽东的规划下，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15年的时间里逐步实现。
但中国不同于苏联。正当他们以“解放者”姿态满怀信心地建设“天堂”时，他们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不是来自于“人民的敌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而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因而被“解放”了的农民。
“一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农业，国外贷款仅占总收入的2.7％。在二元结构下，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
据报导，1953年，粮食生产的增长和收购量的增长，赶不上粮食销售量增长的速度。由于农民对收购粮油的反抗，使政府收购计划不能按期完成；而销售却远远超出计划，1953年出现了87亿斤的粮食差额。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据说，其时的北京市，库存粮食只够七天用。对此，中共对粮、油、棉实行了强硬的统购统销政策，决心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支持工业化建设。这一招果然有效：1954年粮食产量虽比上年只增长1.8％，但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80％，库存也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城市、工矿区粮食供应也趋稳定。
牺牲农民利益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对抗。195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联合发出的紧急指示中说：“根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并且出现了“家家谈粮食，户户谈供销”的情况。
统购统销不仅侵犯了个体农民的家庭消费和产品自销权，引起农民不满和对抗，而1.1亿的分散农户，的确也给统购统销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说：“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两年后，他又对他的讲话作了发挥。他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
统购统销中遇到农民的反抗，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已刻不容缓。
1954年6月，毛泽东在他批准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情况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至此，谎言已上升到理论高度，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进度，使统购统销畅通无阻，毛泽东改变十五年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规划。两年后的1957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用谎言制造舆论，毛是行家里手。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上层，他狠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有严重右倾思想，撤了邓的职；在下面，他派出农村工作队，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强制推行合作化，以“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的强硬手段，打击反对合作化的所谓的“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使10～20万农民因不愿将自己的农具牲畜入社而被打死，或跳河、上吊自杀。在毛和中共的软硬兼施下，仅用了三年，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等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接着，到1957年，全国初级农业社先后跨进高级社，1958年，农村全部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由此可见，统购统销使农业合作化提前了十二年，而当年铺天盖地宣讲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自由发展势必会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等等说教，显然都是谎言。
毛泽东牺牲农民利益加速农业合作化以支援工业化的政策，就短期效应来说，确也取得了成功：1952～1957年的“一五”期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1,500多亿元的积累，使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
掠夺农民的胜利冲昏了毛泽东的头脑，1958年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掠夺：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使农民丧失了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大兵团作战”，使农村变成了毛泽东可以任意驱使的大兵营；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工程、大建梯田等劳民伤财的瞎指挥，使农民变成了廉价的农奴；“拔白旗”、“反后进”、“民主革命补课”和镇压“地富反坏右”，使农民成了雇主任意宰割的羔羊。这种残酷的掠夺和镇压，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使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骤降15%～25%，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捱到1961年年底，以饿死了3,000～4,500万个农民后，这种掠夺才告一段落。
三年人为灾难后，中共党内右派有所反思，开始执行“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家很快走出了大饥荒的困境。尽管人民公社元气大伤，已有气无力，但在毛共“枪杆子”弹压下，还能继续肆虐农民；粮食危机也没因八字方针而趋缓。
为了安抚民心，巩固人民公社和“大锅饭”城市的二元体制，粮食危机使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采取了些不能公开向国人交待的措施——大规模进口粮食。
人们可以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中看到以下进出口粮食数据：
1950～1959年，年均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下同）214.46万吨，其中1959年出口415.75万吨；
1960～1969年，年均净进口（进口减出口——下同）276.91万吨。其中1961年进口580.97万吨，1964年进口657.01万吨；
1970～1979年，年均净进口394.67万吨，其中1979年进口1,235.53万吨。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前以分散私有化的小农经济，使中国成为粮食出口国，而集体化大生产的人民公社，却使偌大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长期大量进口粮食，戳穿了1958～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
八十年代初，全国农民推翻了人民公社和农业社体制（被迫保留了土地国有化），在人口大幅增加、土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依托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制度，使1978～1984年中国粮食超常规增长，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亿吨大关，并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卖粮难”现象，从而使粮食国际贸易在1985年和1986年出现逆转，分别净出口271万吨和181万吨。尽管以后若干年里有所起伏，但到1997年后，家庭小农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粮食净出口国。《年鉴》数据明示：1997-2002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年均净出口842万吨，其中2001年出口1,876万吨，创历史新高，与1979年进口1,235.53万吨，形成鲜明对照。（大农业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保卫社会主义根底的势力顽固不化，到二十一世纪初，畸形的二元体制没有质的变化。）
历史已宣判了毛泽东和中共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的死刑，但讫今还有那么一些史学家为它扬幡招魂。他们著书立说大论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冒似公正地大谈其利弊、得失以及左的错误等等，令人作呕。但最令人作呕的则是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那块“共产主义天堂”标本。当年南街村人被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公社搞得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但改革开放后，当权人却用十数亿人民币把这个小小村庄，滋生成共产主义畸形怪胎，使他们成了为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公社树碑立传的活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