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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毛泽东时代广为流传贬低知识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何人？目前尚有争议。但与毛泽东有关却无异议。毛泽东曾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人说，在流传中，人们把这句话的前提忽略了，於是以讹传讹，“知识越多越反动”就变成毛泽东的原话。但仔细推敲一下，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话算到毛泽东头上也不为过。因为，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说一不二的：路线对错与否，全由他一人拍板，因而谁的知识越多越进步、谁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全靠他一人敲定。
为了证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把持有不同文艺思想的文学家胡风及其支持者，打成“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 把思想家胡适批成“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在文革中，他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因此，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绝大多数都被他打成了牛鬼蛇神，进行了残酷批斗。他对已死的鲁迅相对比较客气些。他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他要工农兵领导学校的目的，是以“知识无用论”让教育为他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此，他压制知识分子对学校的垄断，怒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鼓动学生罢课。他对他的外孙女王海蓉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他到处鼓吹“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等等，鼓动学生造学校的反，造老师的反，使学校师生矛盾激化。“马振抚事件”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反映。
为了夺取学校的领导权，他发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最高指示”，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贫农代表，进驻城乡大、中、小学校，实现了工农兵对学校的领导。七十年代，他派“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一名副科长迟群，担任北京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一把手，他让他漂亮的女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零距离译电员“秘书”谢静宜，当两所大学的二把手。迟、谢统领两所顶级大学风光数年，直到毛死，成了这两个最高学府的校耻，更是中华民族的国耻！
“书读得越多越蠢”——这是六十年代毛泽东的一句口头禅。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在“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1958年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为了证明“书读得越多越蠢”是至理，他又煞费苦心地从历史纸堆里找出了许多“证据”。其中，他举宋徽宗当例子说：“（他）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指出这是“他们都是‘只专不红’，（才）亡了国”的。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对于哲学，他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又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呢？
1、红专大学。毛泽东说：“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红专大学在农村公社、城市工矿企业里，雨后春荀般地创办了出来。此外，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也与红专大学争红斗艳，使毛泽东教育思想大放光采！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7所，到1960年猛增至1,289所，猛增5.6倍。据报导，大学里的教师一半以上，都是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和工人。例如，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是当年的典型。全校共10个系，在校大学生529人。该校校舍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份好、觉悟高的男女青年；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一般能开拖垃机、写快板书、“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据笔者所知，许昌一个著名大企业的厂长，就是当年工厂红专大学的毕业生。由于这种大学太荒唐、太离谱，遭到了普遍抵制，随着三年人祸的终结，也很快夭折了。
2、半工半读学校。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题词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题词中还要求“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半工半读）学校。”在(65)国农办字425号文件中，国务院指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重点试办社来社去的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同时应当大力推广业余教育，满足下乡、在乡青年的学习要求。”这是“红专大学”的继承和发展。据说，全国在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高达一百多万，但多数是虎头蛇尾而夭折。
3、“五七”干校。红专大学和劳动大学的夭折，并没有使毛泽东死心。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发出一封信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之后，人们常说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是这个意思。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农耕教育。
农耕教育的典型很快被制造了出来。1968年5月，黑龙江省的柳河“五七”干校，正式诞生了。毛泽东欣然命笔批曰：“（干校）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于是，数百所“五七”干部学校，在各地拔地而起，全国一片“红”。
立足于农村的“五七”干校，体现了毛泽东“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农耕教育思想。学工，就是盖房、挖渠、砸油、磨粉之类；学政治，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学军呢，有吹哨起床，排队下地干活的操练；只有学农范围较广，春种、夏锄、秋收、冬备，样样得按时，样样不能少。学文呢？据传，对于那些高知学员们，诸如那些专家教授们，尽管他们懂得什么运筹、模糊等高等数学，或会做诗写文章，但由于“书读得越多越蠢”，急需由工农兵给他们做“启蒙”教育。其中，补一补四则、分数，讲一讲《雷锋日记》，在有些干校也曾出现过。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要搞四个现代化，“修正”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下令停办“五七”干校。由是，长命十年的“五七”干校寿终正寝，数十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才从劳改生涯中解脱出来。
4、取消文科大学。在毛泽东看来，学校是“滋生”多元和自由的“温床”，尤以文科大学为甚。因此，他发出“最高指示”说：“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很明显，他要把文科大学生统统撵出大学。在无声的抗议中，在办不办大学问题上，他的立场有所松动。但却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坚持不办文科大学。
5、降低大学门槛。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主管教育部门在恢复大学教育时，以选拔、推荐制取代升学考试制，选拔和推荐工农兵中的高、初中生入校，兼顾少数小学毕业生。以选拔、推荐制取代升学考试制后，迅速引发了以权、钱、性贿赂的“走后门”风潮。据报导，浙江大学因招收了一对父女而名扬天下，一时间，“父女同上一所大学”传为“佳话”。
6、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与“五七”干校同样，阶级斗争和参加劳动已成了全国大、中、小学的两门主课。有篇报导说：“1971年春，四川成都、重庆两市先后动员初中毕业生41,068人到云南边疆‘插场’，年龄最大十八岁，最小十四岁。”“这些知青是该省在‘文革’中培养的首批初中生。他们大多于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从而实现了由学生到知识分子的‘飞跃’，达到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标准。”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文化课被边缘化。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的自杀，也是文化课被边缘化的结果。
显而易见，毛泽东心目中的学校，是既要少花钱、又要少读书、还要多务农、那种“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的农耕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农耕思想指导下的“教育革命”，在抑制提高教育的同时，使普及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据统计：全国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8年已达28,931所，猛增4.3倍；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增至1958年的852万，猛增65%。据笔者观察，全国2.6万多个人民公社，几乎每社都建有一所初级中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简陋小学，每个农场的生产队，都有一个不分班级由一个教师授课的小学。小学老师多数是亦工亦农的代课老师（后称民办教师），其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显然，这种普及是以抑制提高即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的，符合“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说教；这种低质量的普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但这种高普及率却是毛泽东引以自豪的。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抑制多元、镇压自由的“教育革命”，其必然选择是压缩教育经费、遏制高等学校的发展。
“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五十年代，他们通过宣传机器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大办教育”的道理。1954年，《中国青年》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一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官员的声音：“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自此，压缩教育经费、抑制学校的发展有了“理论”根据。
据《经济问题》1983年报导：我国目前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9美元，而八年前的1975年，美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已达471.42美元，日本也已达247.74美元。又据《当代财经》1986年报导：日本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中，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倍；1971年，日本的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开支的20.4%，而那一年，我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家总预算开支的4.5%。又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报导：1975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6.2%，法国为5.6%，日本为5.5%，中国仅为1.8%。又据《新京报》2007年报导：1950年～1980年，日本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中国的台湾占4%以上，大陆到1999年，才占2.79%。尽管我国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但在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必须坚决”“缩小文教规模”的决定。《决定》要求“文教队伍的精减，主要地应当放在今年暑假期内进行，今年寒假或者明年暑假扫尾。”《决定》还规定，“国家办的中、小学可以转一批为社办公助或者民办公助”，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5%～3.0%之间徘徊，始终处于世界下游，教育水平处于“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低层次上，高等学校受到重创，许多地方的小学教育处于扫盲水平上。这种符合“书读得越多越蠢”理论的教育现状，与“六亿人民尽舜尧”的泱泱大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教育思想有了积极的变化。整顿了学校秩序，重视高等教育，恢复了高考，特别是1986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使没有保障的“基础教育”，转变为有法律保障的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制，确立了分级办学体制，基本上采用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生源、教育资金来源都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但由于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读得越多越蠢”等反智主义没有得到清算，“新”的教育思想没能摆脱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束缚，仍然坚持在低投入条件下实施教育。
据报导：1994年，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位居非洲穷国乌干达之后。又据报导，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考察结束，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据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的统计资料：1992年,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为109.76亿美元,同期，美国投入3145.76亿美元,日本投入1649.54亿美元,德国投入925.11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投入的绝对值，只占美国的3.5%，占日本的6.7%，占德国的11.9%，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按人均计算，则差距更大。2005年1月，《中国经济时报》透露：“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而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承担。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普及是在压抑提高条件下的普及，那么，邓小平时代的提高则是在降低普及率条件下的提高。因为，在教育经费低投入的条件下，提高与普及不可能兼得。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主人们，在改变毛泽东压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却使普及教育付出了代价。
一位经济学硕士、曾当过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因他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上书朱榕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名，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2005年5月24日，凤凰网发表了他的“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一文。文中说：“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又据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2010年9月4日报导，孟津县一些农村中学缺少桌凳，麻屯二中学生自带桌凳上学，有的学校则要学生拿70元购买桌凳。教育经费的低投入使教育普及付出了代价，农民是其代价的主要承担者，而宁夏同心县无钱上学的马燕，就是这种代价的受害者。
中共新主人们在教育上的提高，是在降低普及率条件下的提高，又是在抑制多元、镇压自由的“教育革命”思想基础上的提高。他们做到的仅仅是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名为“教育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但人们都很清楚，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都是为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服务：他们任命的学校书记和校长，很少有真正的教育家，大多都是为这种统治权力服务的政治工作者。
二元化的畸形经济和低投入的畸形教育，相辅相成，催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促成了其运动的畸形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