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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共打造的二元畸形经济和畸形教育，其目的是巩固一党独裁的专政权力。全面供给的“福利型”城市与自给自足的贫困型农村相对立，滞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一步步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过程中，畸形经济不可能为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在低投入条件下的畸形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批接一批失学、辍学的失业大军。
在农村，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中国大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本不需要增加劳动力，特别是增加外来劳动力。但在毛泽东和中共眼里，农村能大能小，伸缩自如，失学、辍学的农村青年可以自动消化在人民公社里，做到自食其力。因为，一个公社多个千儿八百人，即使农民生活受些影响也无关大局，用不着国家操心。为了安抚回乡知识青年，使他们安心农业劳动，善于构造美丽谎言的毛泽东，大笔一挥，便赋予贫困农村一个“光荣”使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城市则大不一样。在那里，所有资源（包括理发、修鞋）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市民的衣、食、住、行、医疗、上学和劳动就业，都在政府计划管理之列。因此，城市里失学、辍学即失业的知识青年，无法做到自食其力：除了依靠“党妈妈”外，别无选择。
但在畸形经济体制下，特别是三年人为灾难后，政府既拿不出钱多办学校来扩招，也没有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据统计，政府无力安排的失业青少年，每年大约有150～300万左右。毛泽东和中共清楚地意识到，留在城市里的失业青年，不仅增加政府负担，特别是粮油供应，更是股潜在的动乱势力。因此，为了确保城市稳定，减轻城市负担，有计划地把城市中潜在的动乱势力，驱赶到能大能小、伸缩自如的人民公社里，也就是把政府无法安排的城市失业学生的就业压力，转嫁给农民，变相地向农民征收“知青税”，就成了中共的最佳选择。于是，1963年10月，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把安置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为十五年不变的长期政策。从此，强权干预城市知识青年迁徙和就业自由的上山下乡政策，便成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既定国策。
为了使下乡知青及其家长对他们的侵权政策“口服心服”，“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把驱赶城市青年学生下乡提高到“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政治高度。天才的毛泽东尽情发挥他的“理无常是”哲学，改变了他“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思想，迅速向全国发出了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毛的“最高指示”，使“自私的、保守的、落后的”被教育者农民，瞬间变成了高明而先进的教育者。
但毛的“再教育”的“最高”谎言和周的“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次高”骗语，都被副统帅林彪的亲信们在暗中揭穿。他们在秘密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针见血地写道：“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