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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山下乡运动简史
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1961年
据教育部1955年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已达260万人，到1957年，高小毕业的人数估计将达1,700万余人，而全国的初中学级，只能吸收500万人升学，剩余1,200万人不可能升学；换句话说，约有70%的高小毕业生没有中学上。“统计”虽没有说有多少初中生不能升高中，多少高中生不能升大学，推而论之，显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对此，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帮助青年人包括大多数未满十六岁的青、少年，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中共第一次对失业者的劳动就业安排：比较明确地提出广大知识青年要下乡务农；第一次明确规定“生产劳动”中可以使用童工。此时的“知识青年”为广义知青，包括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内。9月4日，毛泽东在一篇安排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文章上写了批语。批语以漂亮的词藻，给劳动就业安排打上了高尚的政治标签，开了用谎言进行欺骗的先河：“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从此，城市知识青年包括十六岁以下的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务农，成了中共的既定国策。在五十年代，保守估计，包括回乡在内的下乡知青，应不少于1,000万人。这与欧、美、日、韩、新等西方国家和港、台等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形成鲜明对照。
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前，确实有一些知识青年主动提出过“下乡垦荒”的请求。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的杨华等5名青年，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到边疆去垦荒。团中央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北京团市委选拔出60名年轻力壮的青年，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的团结村，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在茫茫荒原上安家落户。随后，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多批、约37,000多人参加远征垦荒。这些恳荒行动，与“旧社会”的阳光垦荒相类似。据报导，参加垦荒的多数是城市郊区的贫困农民，他们是在利益驱动下自愿去边远农村的。但到1957年，当农业合作化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时，他们垦荒利益受到冲击，这种自愿便很快消失了。
从1955年起，毛泽东和中共开始实行胡折腾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二元畸形经济政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首先在反右中扼住知识分子的咽喉，然后用充满血腥的手段，即通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的“大捉特捉”手段，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手工业等全部改造为国有，使全国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变成党产，全部操纵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手中。随着国营工商业的迅猛膨胀和三大改造的“全面胜利”，国民经济被折腾成畸形经济，其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逐年下降。到了1961年，毛泽东和中共所发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以饿死3,000～4,500万人的代价，才使胡折腾暂告一段落。
在六○年前后几年的疯狂中，大批逃荒者和大批失学、辍学的青少年人，为了活命，都在城乡间大规模的盲目流动。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制止盲流，确保稳定，提高城乡人民的最低生活标准以维持生存，成了中共当务之急。为了制止农民向城市流动，以减轻城镇供应压力，达到城乡分治的目的，毛泽东的中共所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便在1958年应劫而生。自此，农民被贬为二等公民。（直到二十一世纪，农民进城务工叫“农民工”，泥瓦工、清洁工、保姆等城市人不愿干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主要工种。）农民自身不保，怎能接纳城市知青？出于无奈，中共基本上停止了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活动，尽管有些城市还在利用“国策”进行折腾。
第二阶段：1962年～1968年11月
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制造的饿殍遍野的恶果，中共党内健康力量敦促中央反思。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右派和中间派周恩来，良心再现，纷纷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他的僵硬教条，进行人性化的修正。他们在政治上稍有松动，平反了一些冤案，恢复了“统战”某些民主功能，经济上搞了个“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八字方针，将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退回到“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上。他们也微调了农业政策，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实为四小自由）和自主经营三分自留地。政治和经济上的微量宽松，很快产生了效应：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保住了六亿人民维持生命的饭碗，改善了他们生活。
1962年8月，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批评党内右派在“七千人大会”后采取的微量宽松措施，是“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搏斗。微量宽松环境又严峻起来，生产强劲增长势头很快变成了蜗牛爬行，上山下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在1963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制定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把安置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为15年不变的长期政策。他们计划在全国540万生产队中，安置城市知青1,000多万，平均每队安插2人。这一政策，推翻了广州市委对知青的较有人性化的承诺：答应知青在农村劳动2年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就可回城工作。《决定》下达后，到1966年7月，有129.28万知青被驱赶到农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一轮的权力搏斗。8月1日，毛泽东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发出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号召，授给红卫兵一把由“文化”转向“武化”的“尚方宝剑”。天才的毛泽东，充分利用青年学生的幼稚、愚昧、盲动和野蛮，把他们打造成向刘、邓右派夺权的急先锋。利剑在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果然不负导师的重托：他们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的运动中，用打、砸、抢、烧、杀等法西斯暴力，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下了汗马大功；在而后的1967年到1968年中，他们又在“保卫毛主席”的真枪实弹的武斗中，献出了50～60万个年轻的宝贵生命。在两年多的腥风血雨中，从1966年到1968年无法毕业和升学的高、初中学生——史称“老三届”学生，许多人游手在家，或闲荡于街头，其中许多人变成了横行巷里的红卫兵杀手。在毛泽东的权变谋略中，需要的是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红色暴行，因而暂时没有动员他们出城。
就在红卫兵造反的同时，数以百万计“自愿”到农村落户的城镇知青，纷纷“杀”回城里。他们或要求参与城市里的“造反”运动，或上访要求分配工作。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青多达120万人。其中，在北京逗留、串连的知青就有40多万人。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把造反的目标对准了欺骗他们、驱赶他们到农村的有关单位和官员。在北京，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抄，被砸，被烧。在江苏南京市，70%的老知青返城，冲击基层单位，“95%以上的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被冲垮，有些干部被打伤住院；有的躲在家里；有的外出避风。全市军管会都遭到连续的冲击。”有的强行迁报户口，要求供应粮油，安排工作。如南京市红卫区（今建邺区），1964年驱赶到六合县的知青，在农村袭击粮管所，强盖公章，抢走户口迁移证、粮油供应迁移证及空白证明、介绍信等。他们到南京后，又要强行报进户口，供应粮油，还砸了区军管会办公室。省军管会办公大楼也被冲击，下乡上山办公室的负责官员遭毒打。在四川成都市，有90％的知青返城造反。返城风刮得最严重的是上海市，文革一开始，就有几万知青回到上海，利用造反，发泄不满。知青回城的造反行动，不啻是给知青“自觉自愿”上山下乡的谎言一记响亮的耳光。面对这种混乱形势，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用十分严历的口气，撵知青们返乡生产。
到了1967年秋，红卫兵造反派左、右派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大有失控之势。为了勒紧“缰绳”，10月14日，中共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力图把红卫兵拉回校园中加以“驯服”。不料，那些脱缰的烈马，不听招呼，迟迟不愿复课。
经过两年的武装冲突和破坏，国民经济连年衰退。就工业来说，1967年总产值为1,453.5亿元，比1966年下降14%，1968年为1,380.3亿元，又比1967年又下降5%，仅为1966年的81.8%。在高度计划的畸形经济体制下，工商业及其他服务行业，严重萎缩。由于工矿不招工，学校不招生，城镇里滞聚了大量失业知识青年。为了分而治之，毛泽东和中共在提出“复课闹革命”的同时，上山下乡又被端了出来：1968年，全国驱赶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多达199.68万。
第三阶段：1968年12月～1978年
烽火连天的武斗，使毛泽东卧不安席。一个八次“接见”了一千二百多万红卫兵并号召他们“全面内战”的发动者，两年后，却把武斗罪责归咎于听命于他的红卫兵。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向他们发出了如“不听劝阻……就要实行歼灭”的命令。“红司令”突然变脸，使横行霸道的红卫兵在猖獗了两年后，突然发现自己被出卖了；但他们明白，离开“红司令”，他们将一事无成，于是，都乖乖地举起双手，使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全军覆没于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两年前，1966年8月1日，毛泽东把红卫兵捧上了天——他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1967年1月8日，他还在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如今，1968年8月8日，他却把红卫兵打翻在地——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阳谋”，其演技并不高明，但在中国，却成了千古绝唱！
毛泽东的红卫兵臭名昭著，民愤极大，“老三届”备受株连，毛泽东借机撵他们上山下乡。1968年12月11日，他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谎言。于是，1969年，在近400万人的“老三届”中，有373万人被驱赶出了城镇，成了第一批兔死狗烹的承担者。
据统计：从1968年末到1978年的十年间，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动员”出城镇“插队(生产队)”（2）或“插场(农场—兵团)”(3)落户的知青(包括“老三届”)，就多达1,700万人。这种大迁移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六、七十年代世界之最。
第四阶段：1979年～1984年——“大返城”
1978年12月9日，不堪地方权力肆虐的云南景洪农场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开始了席卷全省、全国的“返城大逃亡”。《海南纪实》1989年7期，发表了张力甫的文章：《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但据笔者查阅资料，1978年，云南在乡知青7万多，其中在农场(兵团)的知青人数约5万，签署“北上宣言”的不足4万。不管数字出入有多大，知青大返城却是不争事实，这给说上山下乡是“自觉自愿”的中共，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冲击下，1979年间，上海市数十万“自愿”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安徽、江苏、贵州等省落户的知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多数人都如愿以偿，返回上海。又据报导：上海市“自愿”到新疆建设兵团落户的10万知青，其中7万人也于1984年前一波三折地返回了上海，尚有3万余人，在武力镇压下，被迫留在新疆。
在云南、上海知青“大返城”的冲击下，各地知青也纷纷仿效。到1984年，肆虐几代知识青年、改变了约两千万个家庭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大返城”而告终！
显而易见，“新中国”的一部上山下乡运动史，实际上是一部强行驱赶城市失学、失业者到农村劳动就业史。其他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消灭三大差别”、“城乡结合、移风易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都是权力粘贴在驱赶就业广告上的谎言和红色托儿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