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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社会”阳光就业模式
失业问题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都存在。解决失业者的劳动就业问题，无论是在厂矿务工就业，还是下乡务农就业，都是任何政府不容忽视的重要民生问题。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就业模式。
在满清时期，清廷为了改善贫苦汉民的生计，曾下令“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田，永准为业。”并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加以实施。他们发给流民口粮、种子、农具等，“所招民，每名给月粮一斗，每地一垧（笔者：在东北合十五市亩）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 对领头人，按招来流民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在利益驱动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光绪年间，清廷还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方式，奖励内地流民移垦东北。所谓流民，指来自关内的汉族贫苦农民和失业市民，人口学上称之为“自愿移民”。
辛亥革命后，东北平原正式放荒，国民政府鼓励关内贫苦农民和失业市民到那里垦荒谋生。由于政策优厚，农垦公司也发展起来，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各类垦牧公司已达24家。他们也在华北各省招募大量流民垦荒。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民国时期的三十八年中，仅“闯关东”的山东人，平均每年达48万人之多, 总数超过1,830万，是有史以来山东人“闯关东”的最高峰。对此，有人著文说，文革10年中，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笔者认为，这话不假。相比之下，一个山东省，便迁移1,800多万，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不同的是，前者是政府驱赶，后者是利益驱动，因而，两者后果大不相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民国新贵，看到吉林乾安县水草丰茂，土地肥沃，人烟稀少，是放牧、垦荒的理想地方，所以也来此开荒占草。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以及他手下军政要员、名绅显贵，都闻风而至，各显神通：“跑巴占地”，“招工开垦”。据记载，流民在迁移过程中，大多是以小家庭方式进行的。笔者初配到北大荒，落脚于宝清县东约百余里的东岗村。那是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祖辈多是山东移民，仅有一户来自于安徽。他们把山东移民领头人“老把头”视为神仙，每次入山前辄祭之。谣曰：“山东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三天吃了个喇喇蛄，你说焦心不焦心。要是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据他们说，早先在民国、伪满和“解放”初期，他们都很富裕：冬天，他们赶着爬犁(雪橇)到宝清县城，花上几百块，把一年的油、盐、醋、酒、布匹、煤油、火柴等生活日用品和犁、锄、镰、锹等生产工具，一次全买回家来。土改、合作化以后，再也没有那么风光了。
在伪满时期，在利益驱动下，日本满铁旗下的满洲拓荒团，招募日本贫苦农民来东北拓荒，由于拓荒人员在中国水土不服，在东北生活异常艰苦。日本移民的困境被媒体曝光后，导致陆相、关东军司令和满铁总裁被撤。（使日本鬼子望尘莫及的是：毛的上山下乡运动，虽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毛和中共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新任总裁改变策略，直接到山东招募移民。据《闯关东》一书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大肆征集山东劳力输入东北，供其所用。……于是在抗战爆发后的两三年间，又出现了山东民国年间的第二次移民高潮。”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见过一个1940年从山东“流”到伪满日统区吉林辽源、又在利益驱动下“流”到宁安的家庭。这个家庭相对殷实，五十多岁的主人，曾是种植水稻的能手。
在新疆、广西等省，也有类似于东北的垦荒行动。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国家领导人都面临增加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采取有效措施，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尽管他们刺激经济的政策各有不同，但不论是发达国家，或着是发展中国家，均未见有强制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务农的记录。
由此可见，“旧社会”流民下乡垦荒是建立在“利益驱动”即建立在官民互动、劳资两利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官民互动”，是官方通过安置流民来增加财政收入，流民则通过官方的垦荒政策来脱贫致富；所谓“劳资两利”，是资方依靠官方垦殖政策，通过投资、招募和管理，使劳方的劳有所值，生计有所保障，从而确保利润达到最大限度。因此，那时的就业基本上是自愿的，是贫苦农民、市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失业者对就业的选择基本上也是自由，尽管他们的选择有时是无奈的。“旧社会”这种功利性的“利益驱动”或“自由选择”，都是建立在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对自己奉献最多的人，就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因此，这种建立在“利益驱动”“自由选择”基础上的移民就业，是不可能发生“大返城”的。
“解放”初期，在农业尚没有合作化时，中共用“利益驱动”动员上山下乡的方式来安排就业，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农业实行合作化后，集体主义或曰官僚特权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亦即“无私奉献”取代了“利益驱动”，以安排劳动就业为目的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变成了用行政命令来强行驱赶，因而，使运动呈现畸形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