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是依靠强大的政治宣传机器，运用党、政、军、民、学的全部专政权力，以谎言加压力的手段，迫使家长就范，不得不让他们的子女——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生，远离家乡，到边远农村去当农民。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说：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措施”，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而且可以“保证国家永不变修，党不变色”。在这些高级谎言之后，便是威胁：下不下乡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是“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当上山下乡运动被拔到“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高度时，在剑拔弩张面前，谁也不敢“不革命”，更不敢“反革命”，知青和家长，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多年以后，当人们回忆起当年的宣传动员情景时，有人还心有余悸地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民战争”。（图20-3）
图20-3：再见吧天津！再见吧妈妈！ |
《安大史学》第二辑，发表了安徽大学历史系贾艳敏的文章《“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动员》。文章以动员“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为例，记述了中共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笔者摘抄如下：
“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社会动员，全国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设置组织机构，提高政治认识。上山下乡工作是全社会的事情，就动员工作来说，几乎涉及到各个单位。革委会进行全面领导，革委会之下，各地设立了名称不同、权力范围不一的机构具体负责。如1968年4月，北京市革委会把政治组、计划组、文教组、军政训练指挥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毕业生分配小组。之后，革委会又在市、区两级机构中设立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上山下乡工作。其他省、市也陆续恢复、建立了组织机构主抓上山下乡工作。
（2）宣传发动。组织机构建立后，新闻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充满政治色彩的宣传，在当时的各类报刊上随处可见：“毕业分配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毕业分配工作，首先是严肃的政治思想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是检验知识青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作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不单纯是为了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而是贯彻不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用什么思想办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大问题”；“毕业生分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千百万青年前途的大事，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事，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事”，等等。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到了如此的政治高度，做动员工作时便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给不予配合的人被扣上吓人的政治帽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批转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在分配工作中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原则。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而且有中、小学。”这就是说，“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也适用于中、小学毕业生。（笔者：连小学毕业生——童工也不放过！）“四个面向”的原则公布以后，各地加强了宣传力度。
1968年12月22日，在知青运动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和各省、市、自治区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著名的指示。顿时全国雷动，各大城市、中小城镇的知识青年掀起了向农村去的新高潮。许多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学习讨论，制订落实措施。不少革委会当晚发出通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有些地区召开了几万、几十万人的动员大会，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新高潮。各地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连夜召开大会，向师生宣传指示。各部队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城乡，把“指示”宣传到家家户户。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南京等省市的许多工厂、学校、机关的宣传队，连续宣传达十小时之久，他们逢门必进，每户必到，一夜之间就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3）组织“大批判”。所谓“大批判”，一是指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是指批斗本地所谓破坏上山下乡工作的“反动”分子。在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公私溶化论”、“下乡镀金论”、“吃小亏，占大便宜”时，上牵下连的方式，即所谓的对准“活靶子”，挂上“黑主子”。上海市多家中学揪斗了一个散布“到农村吃大亏，没有前途”的“反动谬论”的资本家。并且在全校掀起了一个大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南京市四中有一个右派教师，阻止女儿到农村去，四中的师生组织了现场批斗会。南京市东方红区（今下关区）针对两个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举办了26场批斗会，参加批斗会的有20,000多人。各单位都组织了“大批判”，用“大批判”贯穿动员工作的始终。据当时称，通过“大批判”，打击了“敌人”，提高了“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展开。
（4）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年2月初，毛泽东发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开始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上山下乡问题。学习班的主要形式有：1、学校办毕业生的学习班；2、工矿、企事业单位及街道办家长的学习班；3、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三结合或四结合的学习班。南京市举办的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市，据不完全统计，仅栖霞区就办了6,000多个学习班，150,000多人次参加。有的还办起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海市虹口区体育学校66届毕业生唐燕华，家人对上山下乡有抵触，通过多次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打通”了家人的思想。北京三十四中的田淑华本不愿意下乡，但身为北京市二十四商店革委会委员的父亲和街道居委会主任的母亲，为她举办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使她走上下乡之路。总之，哪里有阻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办到哪里。
（5）知青典型谈体会，现身说法。“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公布以后，为了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文革”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再一次现身说法，充当动员老三届知青下乡动员的工具。
邢燕子，全国最著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之一。1968年5月14日，《文汇报》刊登了邢燕子的题为《一辈子做贫下中农的“老黄牛”》的文章（这时邢燕子已经是河北省革委会委员了），文中谈了自己下乡后的体会、收获、得到的荣誉以及坚定在农村的决心。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发表了邢燕子的《农村十年》的文章。文章不仅写了在农村劳动的情况，还以单独的标题写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以及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批判，再次表明在农村扎根的决心。侯隽，“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另一个典型。1968年5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已经是河北省革委会常委的侯隽的《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文章，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坚定在农村的决心。196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侯隽的《在广阔天地里，前进》的文章，谈及了自己在农村磨炼成一个“铁姑娘”的过程和农村阶级斗争。文章最后发出了号召：“几年的农村战斗生活锻炼了我，我深深感到：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光明大道，这是我们知识青年革命化、劳动化的必由之路。”蔡立坚，“文革”期间树立的知青典型。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报道。报道介绍了蔡立坚到农村的经过。在她的带动下，蔡立坚的母校——长辛店铁路中学的许多同学纷纷要求上山下乡；在她下乡的地方——榆次一中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也纷纷来到杜家山落户。
在那个缺乏理智的狂热年代里，先进典型人物具有不可估量的号召力。先进典型自己的现身说法和报刊的报道宣传，对处于“文革”疯狂时期的“老三届”毕业生的下乡动员，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6）学生骨干带头，干部家长领先。“老三届”毕业生经过了两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出现了许多红卫兵积极分子，这次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仍然走在了前列。北京市首批下乡的曲折等人即属“文革”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据《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报道，甘肃兰州市最近到农村落户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青年中，“许多学校担任革委会和红卫兵组织负责工作的毕业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头到农村安家落户。”这些红卫兵积极分子率先下乡，带动了一批毕业生。
周恩来和董必武送子女下乡的故事，在当时广为传诵。不仅仅是高层领导干部带头，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家长也率先送子女下乡。各单位都树立了一些家长典型，他们带动了大批处于观望中的家长。
由此可见，中共动员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模式，就是谎言加压力。高层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的故事”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子女都是下乡镀金者，也是他们借以抛出的诱饵。一旦领导干部子女镀金完毕，飞回城市，被诱下乡的其他出身的知青，特别是弱势群体家庭出身的知青，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动员中，知青典型人物的“现身说法”，属托儿，最具蛊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