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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悔者和红托儿（附忏悔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列宁的名言。但笔者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马列主义者认为：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同榜样一样，典型是旗帜，是力量，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代表性对普遍性的反映。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这种理论可以有它的一席之地。但当主观能动性被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任意剖解后，自然规律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发生了诡变：他们把他们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论证”成自然规律的反映，如共产乌托邦、“五七指示”等；他们还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在他们发动旨在实现其某种政治目的的历次群众运动中，都把能代表他们意志的方向、凝聚某些力量的典型，乔装模型化、“驯服工具”化和红色托儿化。
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家们，大多都是主观能动主义者，也都是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制造真假搀和的政治典型上，游刃有余。他们明白，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社会里，用活的政治典型说教来发动群众，远比抽象的理论说教更生动、更实际，因而也更管用。他们知道，尽管这些“先进”典型不是自然形成的，但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用精神的和物资的双重激励，来对典型加以栽培。对于这种公开的非法的造假行动，量也没人敢说“不”。他们清楚，一个普通人一旦成了典型后，就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要求发展、成型，还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要求甘当红托儿——对老百姓进行言传身教：向我学习吧，你也会得到我所得到的一切。例如，首都钢铁公司热处理工程师谭向前，是当年插场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高中六六级知青。文革后，他有所忏悔，说1971年，他受党组织指派，在成都、重庆等地先后现身讲用半年时间，作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省的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家们坚信，在“舆论一律”的环境里，当典型在芸芸众生的身边时，必将发生连锁反映：一而十、点而面，相互感染、竞相仿效，使典型普及化，从而达到他们预定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经济运动中，他们在用真假搀和的政治典型来发动群众上，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而且屡试不爽。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和中共打造了王国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把六亿农民拖进了共同贫穷而无法自给的深渊。典型人物当红托儿的丑陋不可忽视。直到1978年凤阳18户农民揭“书”而起，带头埋葬了人民公社和合作化，才终止了典型人物的红托儿功能。但这丝毫无损于典型人物的既得利益。例如：合作化和回乡知青双料典型小学毕业生徐建春，当典型后，不仅前后上了七年大学，还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其中担任山东省人大副主任一职，长达近20年，直到在省府济南市退休。七十年代后期，她曾对人说：“我这一生，10年在基层，10年干共青团工作，还有10年干人大工作。”据统计，她从15岁回乡务农到63岁退休的40多年中，在农村务农时间不足1/5。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毛泽东和中共如法炮制，树立了一批真假搀和的政治典型，如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曲折、柴春泽，等等，让他们去说服广大城市知识青年走他们下乡务农之路，结果把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拖进苦难中。典型人物当红托儿的丑行不可忘却。笔者考察了这些典型人物的发展和归宿：他们下乡务农的动机虽各不相同，但下乡镀金却是不谋而合；通过曲线发展，有的曾当过中共中央委员，任过国务院高官，有的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或各级官僚；他们中没有一个兑现过他们下乡时曾高呼过的“扎根农村”、“一辈子做贫下中农的‘老黄牛’”的誓言；他们的后代也没有一个下乡当农民；他们的归宿令人羡慕：大多是带着县处级以上待遇，退休于都市里，成了名符其实的知青贵族。由于这些典型人物都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都是无悔者。
在无悔者中，也存在着一批非托儿无悔者。他们在逆境中奋斗，通过自我努力，打造出一番天地，成为作家、学者、企业家等等。他们是值得尊重的无悔者。
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一批以典型人物为主的无悔者活跃于政坛，他们先后云集于南京、厦门等地，继续为上山下乡呐喊鼓噪，扬言上山下乡“方向正确”，誓言“青春无悔”，高喊“岁月蹉跎，英年献身黄土地。悔不悔？不悔！”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又在天津市策划创建“中国知青村”，要正式为上山下乡运动树碑立传。据报导，这批知名的知青活动家都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大多是既得利益的知青贵族。他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