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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线发展的曲折
1967年10月9日，北京25中、22中、女8中、女12中的曲折、郭兆英、王紫平、王静植、宁华、余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等10名“老三屆”初、高中毕业生，在天安门广场“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巨幅橫幅下，举手向毛主席宣誓：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誓毕，他们登上汽车，向插队的目的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进发。
是时，在天安门广场送行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有数千人之多。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个“令人欢心鼓舞”的消息和评论，中央广播电台也配发了消息和评论。于是，“老三届”学生曲折等十人，当天走红北京，第二天红遍全国，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和楷模。
誓前，他们曾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他们的想法，受到了劳动局和北京市领导的欢迎和支持，表扬他们“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并拍扳和联系了他们的插队地点。10月7日，在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人丁国钰的参加下，召开了下乡知青的家长会议，完成了“主动”下乡的一切准备工作。四十多年后，曲折在他的《奋斗求索，始终是这代人的主题曲》一文中写道：“我们出发前，中央并不知道这次行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而他们善于制造和发现典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发现和制造了许多典型，诸如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等等。为了达到驱赶知识青年下乡的目的，他们在制造“大有作为”和“培养接班人”等美丽谎言的同时，充分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去对付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与严加惩处拒绝下乡和胆敢闹事的知青和家长的同时，对带头响应号召的典型人物，关照备之，给予高官厚禄。但当典型人物谈何容易？那是极少数“红五类”出身人的专利。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红五类”出身的人，都没有这种资格，他们只有跟着典型人物走的权利。中共这些权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大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只是在一党专政的强权下，他们无处表达也不让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
曲折是个聪明的“红五类”。 这位北京市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当时已身居首都中学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的要职，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中，也是个不可多得的风云人物。有人说，他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都是“刺刀见红”的闯将。这是一面之词，笔者不敢采纳。但不争的事实是，没有造反、破“四旧”、“批资”和夺权的“贡献”，不是批、斗、打、抄、杀的闯将，进入首都红代会领导高层是很困难的。他的聪明在于：当他处于造反事业的巅峰时期，忽然发现，毛泽东和中共正在逐渐勒紧控制红卫兵的绳索，大造“复课闹革命”的舆论，失望使他备感前途渺茫。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进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但谁也说不出明天会是什么样。”但他很快从邢燕子、侯隽身上发现曲线发展的价值。他要在别人都在瞎闹革命、疯狂武斗时，打出一个中央喜闻乐见的旗号——上山下乡，并以在天安门前集体宣誓的形式自我抄作，大造舆论，抬高身价，力图引起高层的关注，从而使自己能一夜之间变成类似于“邢十六”或“侯十三”式的典型。
曲折曲线发展的目的达到了。七八个月后的1968年夏天，他应召回到北京，协助市劳动局安置北京中学生。几个月中，他在北京一些大、中学校作过多场报告，介绍他在牧区的情况，宣讲了他走与农牧民相结合的心得，报纸上也宣传他和其他一些典型的光荣事迹。他的演讲，推动了北京市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初秋，有4,000多名北京知青“自愿”来到锡盟牧区落户；其后，有数十万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东北、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插队、插场。曲折红托儿功绩不可抹煞。
1969年1月，有功在身的曲折，在深挖“新内人党”高潮中，应召到白音宝力格公社搞“深挖”，并主持了公社的全面工作。自此，这位来牧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北京知青，在白音宝力格大隊“与工农相结合”不足一年，便正式成了“再教育者”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在“深挖”中，白音宝力格公社的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尔后的十多年里，他春风得意，如愿以偿地从旗、到盟、到自治区首府，仕途一路顺畅地成了知青亚贵族，最终返回到他宣誓下乡务农的始发地北京。笔者之所以称他为“亚贵族”，是因为他没有像“邢十六”、“侯十三”那样得到高官厚禄。据说，他的最高“官”位是在内蒙呼和浩特市自治区政研室当了一名“研究员”；这可能与他主持公社工作时的冤假错案有关。不过，他的曲线发展还是成功的。但他的成功，与被迫留在农牧区继续在“相结合”道路上苦奔的数十万北京知青相比，天上地下，映托鲜明。正是：
一士功成万家忧！
曲折推翻了他在天安门前发出的“走到底，永不回头”的誓言，离开了牧区，回到了北京。在谎言充斥的中国，誓言一文不值。立誓者背弃誓言时，既无愧色，也无悔意；他们对谎言价值的认可、追求和崇拜，都是明明白白的，且官唱民随，上行下效，都习已为常了。
三十多年后，曲折和妻子郭兆英，在北京家里招待了风云一代的知青典型邢燕子、赵耘和董加耕，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同声“青春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