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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无悔者在中共支持下招摇过市的时候，人们从新闻检查的疏露中，听到了一些忏悔者的声音。
忏悔当过红托儿的谭向前。——他是首都钢铁公司热处理工程师。他忏悔说：
“我是高六六级北京知青，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当农工，后来调到水稻连当排长。一九七一年建设兵团大扩充，需要几名老知青用现身说法动员内地学生支边。我们团选中我。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用领导的话说，是一次考验，考验我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也就是是否让领导绝对放心。我是工人子弟，家里没有背景，我当然明白这次重任对我个人的前途意味着什么，我甚至已经意识到这个转折将对我一生的命运起作用……
“在四川，我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轮流到每一所中学给毕业生作报告，随心所欲地讲用，发挥想象力，用‘现身说法’打消同学顾虑，激发他们对边疆的好奇心和向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是知青，并且来自伟大首都北京，所以那些成都学生对我的话几乎深信不疑。我不敢说我的话每一句都是实话，但是我百分之百贯彻了领导意图，我相信这样做是革命需要，是上山下乡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当然，我更清楚这是我改变自己命运前途的需要……
“我在成都、重庆先后讲用约半年时间，作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我承认自己的确隐瞒了一些阴暗面，一些不利于大好形势和上山下乡的东西，我的讲用报告客观上对同学起到蒙蔽作用，但是这并不是我的错。因为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另外一个李向前或者王向前来讲用，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
谭向前因此荣立三等功一次，很快入了党，并提拔做了副连长。一九七三年推荐上大学，占领上层建筑。毕业后衣锦还乡，在首钢工作至今。
忏悔出卖过父母的郎晓菲——这位当今重庆市某机关干部、当年是北碚中学学生的郎晓菲沉痛地说：
“我有一个很光荣的家庭，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父亲参加八路军只有十六岁，就扛枪打日本，还负过三次伤，所以父亲一直是我心目中效仿的榜样。我从小的志向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做一个董存瑞黄继光或者刘胡兰那样的英雄。初中毕业，建设兵团来招兵，那年我正好十六岁，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参军无望，就决定到边疆去干一番事业。不料母亲赶来阻拦，父亲也不同意我离开重庆，理由是我是大姐，下面两个弟妹年龄尚小，需要我负起责任。当时我情绪很对立，认为父母自私，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我想你们当年不是背叛家庭出来干革命吗？为什么轮到你们自己做父母就那么保守，把女儿看做你们的私有财产？冲动之下，我毅然决然向校工宣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决心与家庭决裂，同父母的错误立场划清界限，到边疆去干一辈子革命。没想到这封公开信竟然被市革委当做典型材料印成铅字，后来又刊登在省报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一夜间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中学生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先进人物，反潮流的英雄。我由此很快入了团，到兵团又入了党，提了干……
“直到过了好几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
“父母因此受到批判，两个弟妹无人照料，只好由母亲带到干校生活。艰苦的生活损坏了小妹的健康，简陋的卫生条件又未能及时挽救她幼小的生命，她于次年春天患肺炎死在干校的土坯房里。两年后父亲也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病逝。临终前他一个劲儿念叨我的名字淌眼泪……
“我的家庭为我的冲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将永远无法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郎晓菲直接参与一九七八年底橄榄坝农场那场有名的请愿风波，因而曾以“煽动闹事”受到过追究。
王冬梅忏悔当典型。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写道：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文革’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曾多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对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在《被埋葬的青春梦》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会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